袁世凯为什么剪掉自己的辫子？袁氏身份转型( 六 ) _袁世凯

1月26日，袁世凯给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出一封密电，表示:“本大臣现逼处嫌疑之地，倘和议仍不能成，即决意引退，决不愿见大局之糜烂。惟各君主党意见愤激，急而走险，如借用外兵等危险之举，恐难免于实行。应请互相迁就，以维大局，是为至要。”随后，袁世凯就加紧对清廷施压，逼迫清帝退位。清廷此时仍寄希望于“笼络”袁世凯，使其保持“清廷臣民”的身份。故而，清廷在1月26日特意褒扬袁世凯的“效忠精神”，称赞他“公忠体国，懋著勤劳。自受任以来，筹画国谟，匡襄大局，厥功尤伟。著锡封一等侯爵，以昭殊奖，毋许固辞” 。1月27日，袁世凯上奏清廷，一方面恳请收回“封爵成命”，一方面表示自己不得不放弃“君主立宪”主张的苦衷:
臣入朝之初，抱定君主立宪宗旨，冀以挽救大局。虽近畿军队渐就范围，山东一省取消独立，方谓初衷可期勉遂。乃汉口甫下，海军继叛，汉阳既克，金陵复失。友邦出而介绍，以尊重人道、息战和商为请，于是遣派代表讨论大局，磋商兼旬，迄无效力。民党坚持共和，毫不通融，而顺直、河南谘议局从而和之，腹地各省，时虞不靖。近则库伦、伊犁、呼伦等处亦相继告变，以数百年之屏翰，亦有倒戈之形。臣苦虑焦思，深恐大局决裂，贻忧宗社，不得已沥陈实情，仰蒙慈圣召问王公大臣，询谋佥同，遂奉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之旨。臣之初志，既已背驰，然尚望国会开成，或不至偏重共和，尚存君宪之望。乃召集地点及正式选举法，皆不克议行，而纷纷电请者，不独素著时望之绅衿、曾立事功之督抚、洞达外势之使臣，即各埠之商团、公会等，亦多坚主共和。臣独坐深思，每为涕下。诚不知人心何以如此乖离，国势何以竟难维挽。
毫无疑问，袁世凯这份奏折柔中带刚，既是他逼宫计划的重要一环，也是他向清廷“决裂”的告白书:放弃大清王朝的“臣民”身份，改做共和国的“国民” 。其后的事情就很清楚了，袁世凯借用各方势力，逼迫清廷退位。不过，袁氏在“臣民”情结的影响下，在与南方的谈判中尽可能地在清帝逊位的“政治优待条件”上维护了清皇室的利益。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三道诏书。第一道诏书同意在中国建立立宪共和国，由袁世凯任大总统;第二道诏书表示接受新的中华民国在清帝退位后为皇室所作的安排;第三道诏书声明希望在全国恢复和平。这三道诏书以极为含蓄的方式表达了袁世凯努力解决其身份认同冲突的微妙心理，即用诏书的方式证明他的大总统位置是清帝主动“禅让”的，而不是袁世凯依靠武力“非法”获取的。通过这种方式，袁世凯似乎找到了他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型的托词。
袁世凯对“国民”身份的选择，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功利性的投机主义的选择，而非实质认同国民身份所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文化。从袁世凯剪掉其拖了几十年的“辫子”的时间、场合，即可体会到袁世凯在政治上精于算计的微妙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清廷早在1911年12月7日已经降旨，“臣民准其自由剪发，改用阳历，着内阁妥速筹办” 。只因清廷当时被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弄得焦头烂额，结果不了了之。尽管清廷大势已去，袁世凯也没有立即剪去自己的辫子。一直到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之后，袁世凯才在次日下午剪去辫子。当日，负责为袁世凯剪辫子的，并不是职业理发师，而是他的心腹秘书蔡廷干，在场围观的只有他的儿子袁克定。显然，袁世凯是在一个非常私密的空间里剪去辫子的。
袁世凯剪去辫子这件事终究还是被泄露出来，而泄密之人就是剪刀手蔡廷干。或许，蔡廷干对他亲眼见证袁世凯“剪辫子”这件事太自豪了，所以当天就怀着激动的心情告诉了《泰晤士报》驻京采访人员莫理循。作为一名资深采访人员，莫理循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新闻。不过，莫理循为了避嫌，没有把这个重大新闻告诉他所服务的伦敦《泰晤士报》，而是透露给《每日邮报》。随后，袁世凯剪掉辫子的新闻开始在欧洲新闻界传播开来。1912年3月3日，法国最具影响力的《小日报》以挖苦讽刺的口吻做出如下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