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为什么剪掉自己的辫子？袁氏身份转型 _袁世凯

在一定意义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标志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现代社会的“身份解构”现象，也就是把帝制时代不平等的“臣民观念”去除，进而确立新的具有平等身份的同样的人。在这种新旧身份制度和观念的更替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发生文化意义上的身份认同危机。
一般而言，人们的身份认同往往是由其所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决定的，而晚清时期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同样也影响到袁世凯的身份认同。1895年以后，民族主义观念逐渐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作为清廷内部具有改革思想的汉人高官，袁世凯的政治观念也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作为政治家的袁世凯，“其世界观基本上是民族主义的。与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他的民族主义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尽管他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达尔文、赫胥黎或斯宾塞尔” 。近代民族主义观念源于西方，袁世凯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接纳说明他的思想中有西化的一面。然而，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袁世凯的家世、地缘及其社会经历等因素所形成的“文化关系网”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并成为袁世凯精神世界中最复杂的一面。
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新旧观念杂糅、并存的过渡时代。自1880年代开始，袁世凯驻节朝鲜12年，与英美日俄等国外交官折冲樽俎。对袁世凯而言，这段出使经历也是一次深入而持久的跨文化交流体验。1895年回国之后，袁世凯奉命小站练兵，仍然进行翻译西方现代军事书籍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简言之，我们不能把袁世凯视为一位纯粹的传统政治人物，他的跨文化体验以及由此引发的身份认同焦虑，也是不应忽略的。事实上，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而造成的袁氏文化认同问题，并非一个独特的个体现象，而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中一个突出的普遍性问题。如萧邦奇所说，“几乎在整个20世纪的巨大挑战和曲折地探索新的政治和文化正统的过程中，中国人的身份问题始终居于中心地位。……而激剧的革命变迁所造成的相当的政治与人身不安全也使得个人必须面对身份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必须建构或重构身份” 。革命是一种政治秩序的重建，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政治观念、文化观念和生活习俗都将发生某种转变，这些转变的结果就会造成人们的身份认同问题。
1912年2月16日，已经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悄悄地剪去辫子。此前一日，孙中山从南京致电袁世凯，称赞袁氏为“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 。袁世凯在民国初年的身份选择，不仅是他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在更广阔的国家和文化认同层面上，还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以来日益凸显的文化认同问题。袁世凯的身份认同危机，放置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还是一个东方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融合与冲突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尝试考察袁世凯在清末民初的身份转型及其文化认同。
辛亥革命期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势力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推翻清朝” 。此一问题对清廷及袁世凯而言，又具有两种不同的政治意义:对清廷而言，这是一场决定清王室生死存亡的改朝换代;而对于南方革命势力的潜在“合作者”袁世凯而言，这似乎更是一场关乎其政治命运和文化认同的“身份革命” 。在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看来，辛亥革命属于“东方型革命”，其显著特点是会出现一个“双重权力”的漫长时期，在此期间，革命者与旧政府在政治参与、政治制度、政治权力以及政治文化上展开激烈的博弈。简言之，东方型革命所带来的“双重权力”竞争也是一个漫长的“新旧冲突”问题。辛亥革命不仅造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上的“新旧冲突”，也给袁世凯带来了身份认同的革命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