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为什么剪掉自己的辫子？袁氏身份转型( 二 ) _袁世凯

袁世凯一生交游甚广，然最能了解其人心理者，恐怕非徐世昌莫属。1915年12月20日，袁世凯特颁“嵩山四友”令，徐世昌名列嵩山四友第一，足见徐世昌在袁世凯心目中地位之隆。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袁世凯因徐世昌之保荐，顺利复出。关于袁世凯最终倾向共和的心路历程，徐世昌曾这样说：
袁氏世受国恩，在本人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为天下后世诟病……所以，最初他在表面上维持清室，其次始讨论君主、民主，又其次乃偏重民主，最后清帝退位而自为大总统。……不料南方先选举孙中山为总统，项城的总统且由孙中山推荐，非项城所逆料也。
辛亥革命之后，既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群龙无首，各种政治势力竞相角逐。在这种复杂的矛盾下，政治局势的演变非常人所能预料，袁世凯亦然。关于国体问题，袁世凯本意是力主实行“君主立宪制” 。当北方全权代表唐绍仪离京南下时，袁世凯告诉唐氏会谈宗旨“以和平解决为主”，故而南北会谈时“曾议召集国会，举君主民主问题付之公决，以为转圜之法” 。但是，孙中山的突然回国，改变了这一协议，也打乱了袁世凯既定的政治计划。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洲游历，得黄兴密电，方知武昌起义爆发，遂由欧洲返国。行至香港时，孙中山从谢良牧等革命党人那里获悉国内情形后，偕胡汉民等径驰上海，筹划组织“统一之政府” 。1911年12月27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告知:“默察东南各省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近因新制飞船二艘，又值孙文来沪，正议组织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进而加剧南北双方关于“国体”问题的争执。孙中山当然清楚其突然担任临时大总统，自有许多不合手续之处。故而他在1911年12月29日致电袁世凯，解释说:“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1911年12月29日，袁世凯与《大陆报》访员有一番谈话。袁说:“余今决计反对民军所定召集国会办法，因民军之要求为一方面之主意。似此集会不足代表团体，将与戏剧无异。故余主张召集此会，其会员须实有代表各省之性质。”袁还表示“仍主张君主立宪，谓民主共和恐不易成功” 。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袁世凯还是“比较相信南方在清帝退位后选举他做大总统的约定”，所以他此时仍然对外以清朝的“忠臣”自居。但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袁感觉到“南方的推举是不太可靠了” 。孙中山认为，袁世凯若要继任临时大总统，其前提条件就是袁氏首先能够“断绝与清政府之关系”，然后“变为民国之国民”，乃能“举为总统” 。
在南北两方关于清帝退位问题的交涉上，袁世凯非常精明地扮演了“居间沟通”的角色。此举为袁世凯解决了身份转型的困境，使其实现了从“臣民”到“国民”的体面转变。其中的微妙关系，正如时人所言，“袁世凯若不赞成议和，必无南北议和之事，议和亦无如是易成也” 。虽然南北议和涉及诸多议题，但是其中真正能化解袁世凯身份转型困境的议题，则是“国民会议公决国体” 。袁世凯主张，要解决“国体”问题，必须“普征全国人民意思以为公断，自应用各国普通选举之法，选出国会议员，代表全国人民意思而议决之，始能收效” 。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既可以给清廷一个“体面的台阶下”，也可以让袁世凯不必担负“劝退”的责任，并在形式上维持了君臣之道。相比之下，南方革命党人作为中国新兴政治势力的代表，就没有袁世凯那种“身份认同困境”，他们的“国民身份认同”旗帜鲜明。1911年12月31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伍廷芳谓共和国体与蒙人有益，譬如“免为奴才、免其进贡等事，一经解说，彼必忻然信从” 。伍氏此言虽是针对“蒙古王公”可以“免为奴才”而言，其意也是在敦促袁世凯尽快拥护共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