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为什么剪掉自己的辫子？袁氏身份转型( 四 ) _袁世凯

在“臣民”与“国民”的身份选择上，袁世凯格外谨慎。袁氏不敢轻易放弃“臣民”身份，还由于他对中国国情的判断。1911年11月23日，袁世凯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人员采访时，言谈之间让《泰晤士报》采访人员觉得:“袁之语气，似深信中国人民有十分之七仍为守旧派，其与改革表同情者不过十分之三。即使共和成立，将来或再有他项之守旧党起而革命，谋设专制政体，亦未可知。如此则内乱连绵，或亘十数年不能平定，则中国与各国将同受其困矣。”正是出于对“守旧党”的恐惧，袁世凯不敢轻易接受“共和”，也不敢表明他的“国民”身份。然而，南方革命势力力主共和，在南北议和期间逼迫袁世凯表态，更欲让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这让袁世凯极感困难，一筹莫展。
在民初政局中，最能了解袁世凯心思的人，张謇算是一位。张、袁早年曾有“师生之谊”，张謇深知袁世凯是一个“趋利避害”“见利忘义”之人。故而，张謇知道袁世凯的清朝“臣民”身份认同是碍于时势所迫，其所真正在意的是“权力” 。张謇在1911年12月下旬致电袁世凯，授以“逼宫妙计”：
谓非宫廷逊位出居，无以一海内之视听而绝旧人之希望。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局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在鄂及北方军队中，诚鲜通达世界大势之人。然如段芝泉辈，必皆受公指挥。设由前敌各军以同意电请清政府云:军人虽无参预政权之列，而事关全国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为水火。拟呈办法，请政府采纳批行，否则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云云。如是，则宫廷必惊，必界公与庆邸为留守，公即担任保护，遣禁卫军护送出避热河，而大事可定矣。
这是现今所见辛亥革命期间张謇与袁世凯密商“军人干政”的重要材料，揭示了军权在决定中国国体的性质上最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尽管有张謇的催促，袁世凯仍不敢轻言共和。1911年12月26日，袁世凯对驻俄公使陆征祥的来电批示道:“查出使俄国大臣陆征祥等电奏，语意趋重共和。以出使大员立论亦复如此，臣窃痛之。拟请留中，毋庸降旨。”然而，孙中山随后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给袁世凯造成新的政治压力。袁世凯必须在“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迅速做出抉择，以改变不利于他的政治形势。袁开始面临政治身份的抉择。1912年1月1日，德文报采访人员采访袁世凯时就发现:“袁世凯谈论时，颇有烦懑之态，令人一望而知其操心过度。”关于袁世凯纠结于臣民与国民的微妙心态，张国淦有一段经典论述:
在袁世凯方面，对于未来的总统本早由唐绍仪与南方代表互有默契，而袁彼时所处地位对清廷及北方尚有种种做作，表示他谋国之忠、用心之苦，以掩饰其逼胁“禅位”之真面目。不料孙中山已洞烛其隐，完全给宣露出来，叫他不能躲闪，更无从两面玩弄手段，且使知“事已垂成，位无他属”，亦可料其不能就此翻脸。
袁世凯既想当“忠臣”，又想做总统，孙中山的确是“洞烛其隐” 。1912年1月4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从1月2日开始，袁世凯取消唐绍仪的北方议和全权代表资格，并与南方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直接电商”，南北议和从公开谈判进入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电商”的秘密谈判阶段。袁世凯此举的一个主要考虑就是预防消息泄露，因为这一阶段商谈的主要内容就是“清帝去留”问题。但是，袁世凯与伍廷芳的秘密谈判还是引起了外界的猜疑，各种不利于袁世凯的谣言纷纷出笼。而泄露内幕的恰恰是南方总代表伍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