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为什么剪掉自己的辫子？袁氏身份转型( 八 ) _袁世凯

袁世凯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一直是在“外力”的强迫下实现的，而不是发自他内心的自我认同。虽然孙中山在清帝逊位后将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但是孙氏在让位之前重新确立了“大总统”的职权范围。原来，南京临时政府实行的是“总统制”，即大总统负有“实际政治责任，是政府的主持者，它能操纵议案并握有军权、战权和设立法院权” 。但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终究不信任袁世凯，为了限制袁的政治权力而制订了《临时约法》，把“总统制”变为“内阁制”，也就是让“大总统”成为不负实际政治责任的国家元首。事实证明，这不过是革命党人的一厢情愿而已。因为，袁世凯毕竟属于实力派，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安心担任这个形同虚设的国家元首。
19世纪“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英国学者梅因(HenryS.Maine，1822—1888)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历史定律:“迄今为止，一切进步性社会的运动，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当然，辛亥革命也是一场进步性的社会运动，它不仅终结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东亚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而且还由此引发时人的身份变革: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
在辛亥革命之前，依靠儒家思想为基础所建构的“纲常名教”理论体系，是一个以“等级身份制”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这种身份制度体现的是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是集体主义压制个人主义的身份关系。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西方民主制度得以在中国确立，原先的君臣关系被革除，并建立一个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尊重个人权利的现代“契约关系” 。在这种契约关系中，国民的身份得以生成。在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变革潮流中，袁世凯也随波逐流地完成了他的身份转型。然而，在袁氏身份转型的历史深处，还牵涉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转型问题。
在清末民初的政治文化转型过程中，表面上看革命派所倡导的西方民主文化获得了强势地位，但传统的“家天下”和“忠孝”观念在革命风潮的冲击下也不会瞬间消亡。在此文化转型的进程中，像袁世凯这样的“政治领袖”的文化心态更值得关注，他的文化认同问题直接影响到民初政治发展的走向。辛亥革命发生后，传统儒家文化系统开始崩溃，由此造成原来隶属于此一系统的晚清官绅群体发生文化认同的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革命压力，他们对原来的“臣民”身份失去了归属感，并对新的“国民”身份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袁世凯这时的身份认同问题，亦当作如是观。
(原文《“臣民”到“国民”:清末民初袁世凯的身份认同》，安徽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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