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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葛洪晚年，採纳此段神话，形成元始天王为道教始祖的神话：昔二仪未分，溟涬鸿蒙，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状如鸡子，混沌玄黄，已有盘古真人，天地之精，自号元始天王，游乎其中，复经四劫，二仪始分，相去三万六千里，崖石出血成水，水生元虫，元虫生滨牵，滨牵生刚须，刚鬚生龙 。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宫殿，并金玉饰之，常仰吸天气，俯饮地泉 。[[16]]比较上引《三五历记》、《枕中书》文及《元洞玉曆》所述，思想来源于同一处，是可以肯定的，儘管《洞玉曆》没有“鸡子”一说 。同时，元始天王、盘古真人与《度人经》中元始天尊、大梵所指为一非二也可决定无疑 。事实上所谓“外道安荼论师”的学说中本来就有天地开闢中生梵天的一说：“本无日月星辰，虚空及地，唯有大水 。时大安荼生如鸡子，周匝金色，时熟破为二段，一段在上作天，一段在下作地，彼二中间生梵天，名一切众生祖公，作一切有命无命物 。”[[17]]梵天出自金胎（印）亦载入《摩奴法典》，印人皆熟知 。与徐整《三五历记》不同的是，葛洪引进了“劫”的概念 。《度人经》言劫数目虽与葛洪不同，但一脉相承之迹是清楚的，比起葛洪的《枕中书》来，《度人经》吸取婆罗门思想更为直接更为大胆 。《枕中书》较多地保留了重视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化的特徵，着重探讨的是道教的“极妙之根”，以及由之派生的“嫡系子孙”天、地、人三皇及八帝等等，而对天地开闢以后形成的空间结构没有涉及 。《度人经》则将大梵化生三十二天等思想都综合进来了、它所述的“劫”数目与《枕中书》不同，或者根据所闻作了修正 。《度人经》的基本思想是元始天尊开劫度人，其宗旨为“仙道贵生，无量度人” 。上述宇宙论、劫数说都是为这一基本思想作了必要的理论铺垫 。道教是依照自己的需要来吸取外来思想的 。至于开劫度人的说法本身，却又是来自婆罗门教，《慈恩寺传》三曰：印度梵书名为《记论》、其源无始，莫知作者 。每于劫初，梵王先说，传授天人 。以是梵王所说，故曰梵书 。其言极广、有百万颂 。从上面引的这段话适见婆罗门有大梵开劫（“每于劫初”）说书（《声明》）传授天人的说法 。《度人经》的开劫度人之说当与此有关 。只是它所指之书，则是《五篇真文》之类原有的经书，当然也包括融合了婆婆罗门思想的灵宝诸经 。五、关于灵宝授受的传说《度人经》是站在道教立场上大量吸取婆罗门教的尊神、宇宙论及讚颂、祭祀仪式的一个结果 。以往人们将其外来成分说成佛教，是弄错了 。不过，婆罗门教的文献、资料是怎幺供道教取资的？尚值得认真探讨 。《度人经》的一部分内容，原来是从梵文翻来的，《洞玄灵宝度人经大梵隐语疏义》明说其“书是梵书，音是梵音 。”由此，我们推测，当时的造经者，得到过梵文的婆罗门经典，而决不会是从汉译佛典中东窃西抄一点婆罗门思想拼凑而成 。婆罗门教最早传入中国是什幺时候？殊难断定 。由于它没有象佛教这样在中国扎下根来，甚至没有以独立的形式（例如象摩尼教、袄教那样）在中国出现，更难索考 。不过，婆罗门僧人和婆罗门经典于东汉末年已进入中国则是可以肯定的 。《历代三宝记》所记竺法护事尤可注意：“月支国沙门县摩罗剎，晋言法护、本姓支，历游西域，解三十六国语及书，从天竺国大携梵本婆罗门经，来达玉门，固居敦煌，遂称竺氏，后到洛阳及江左 。”法护晋时来华，在此之前是否有过“梵本婆罗门经”进入中国？恐怕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关于灵宝经传授的若干传说，就有一些蛛丝马迹 。诸道书述《灵宝经》的授受都有一段漫长的神话，都说由徐来勤等传给吴葛玄 。《云笈七籤》卷三引《灵宝略记》曰：“葛玄在天台山学道”，威通太上，遣三圣真人下降，以《灵宝经》授之 。其第一真人自称太上玄一第一真人郁罗翘，其第二真人自称太上玄一第二真人光妙音，其第三真人自称太上玄一第三真人真定光 。三真未降之前，又命太极真人徐来勤为孝先作三洞法师” 。这儿传经三人的名字值得推敲 。徐来勤以外，三真人竟有光妙音、真定光二人名列三十二天帝中，而郁罗翘一名又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郁罗萧台” 。这种情形传递了什幺信息，很值得玩味 。传经之人为什幺要特别取一个梵名？或者原是天竺婆罗门？是不是《度人经》中的若干资料如“大梵隐语”之类葛玄已经获得过？葛巢甫据之再创新灵宝经，所以新灵宝经也径托于葛玄名下？如此等等，都是道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谜 。如果说，对于传经的神话所反映的信息，我们还只能限于猜测其含义，那幺葛玄自己的着作中透出的信息则更为确凿一点 。其《道德经序》云：“老子体自然而然，生乎太无之先，起乎无因，经历天地终始，不可称载 。终乎无终，穷乎无穷，极乎无极，故无极也 。与大道而沦化，为天地而立根，布炁于十方，抱道德之至谆，浩浩蕩蕩，不可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