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文化:宣德朝史料中的张三丰·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沈一民 道藏中国之最( 七 )


虽然“宣德乙未云水张三丰记”可将“太平石”的题记归于宣德朝史料,但宣德朝并无乙未年 。《武当拳之研究》给出了解释 。“《太平石》作‘宣德乙未’,实际宣德无乙未岁,宣德二年为丁未(1427),宣德十年为乙卯岁(1435),题刻之中必有一字之差错 。” [61]这一推测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更有可能的是后人附会时的误书 。毕竟从万历年间至康熙年间,都没有相关文献可资作证 。因此,这处石刻无疑是伪史料 。

五、尾论
有关张三丰的记载浩如烟海,从文献记载至民间传说,各式各样的记载不一而足 。而学术界却至今对张三丰的研究缺乏必要的共识,其原因主要是鉴别史料 。朱越利先生指出:“对张三丰进行学术研究,与这些题目不同不是没有资料,不是资料太少,而是资料数量庞大,但鉴别很难,从中确定既真实又能说明问题并且获得多数人认可的资料很难 。”[62]因此,解决张三丰的相关问题,必须先从解析史料着手,即分析文献的问世时间和可靠性,按照史料出现的时间进行排比,从而确定材料的传承过程 。
以此为原则,有关张三丰的史料,最早见诸文字的时间只能追溯到宣德年间 。刨除后世伪造的史料,能够确定为宣德年间的史料只有大邑县的两块石刻,以及《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禅玄显教编》等传世文献 。大邑县两块石刻的史源为吴伯理、《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的编纂者任自垣,都是元末明初的高道,其说自有所本 。《禅玄显教编》的作者杨溥,为明初重臣,娴于朝廷掌故,其论述更毋庸置疑 。因此这些文献无疑是最早一批的有关张三丰事迹的可靠记录 。
根据这些文献,我们大致可以还原贴近于历史真实的张三丰 。张三丰的出身,在当时即无定论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以“不知何许人”为结论,《禅玄显教编》则予以回避 。而大邑县两块石刻认为张三丰是张天师后裔的说法,实际上是天一道自相标榜的产物 。张三丰的籍贯,只有《张神仙祠堂记》言及,其祖上在靖康之难中随金兵北上东北,遂以之为籍贯 。
张三丰的生活年代为元末明初 。有关张三丰在元代活动,只有《禅玄显教编》有所记载 。大致可知,这时张三丰主要以“张剌闼”的名号活动于宝鸡金台观 。至正六年(1346),冷谦将自己所绘的《仙奕图》送给张剌闼 。洪武年间张三丰的活动轨迹尚且清楚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认为张三丰曾于洪武初年至洪武二十三年长期驻留在武当山 。《禅玄显教编》则认为张三丰在洪武二十六年之前停留于宝鸡金台观 。而将张三丰前往成都会晤朱椿置于其后 。依据《张神仙祠堂记》的内容,杨溥的记载明显有误 。具体的时间链应是:洪武初年,张三丰长期往返于宝鸡金台观,武当山及其周边地区 。洪武二十三年,张三丰彻底离开武当山,洪武二十五年前往成都 。离开成都后,在鹤鸣山盘桓数月,洪武二十六年九月,张三丰再次于宝鸡金台观出现 。永乐二年,张三丰将《仙奕图》转赠于丘福 。之后的张三丰行踪则无从得知 。
张三丰在明朝皇室中影响极大 。除了朱元璋、朱棣外,蜀王朱椿、湘王朱柏都与张三丰有过往还,宁王朱权也熟知张三丰 。由于张三丰在明朝皇室的高知名度,明朝皇帝从洪武年间开始寻访张三丰 。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命人留意张三丰 。至永乐元年,朱棣专门命人对张三丰进行寻访 。由于常年无从获悉张三丰的消息,永乐十一年以后,道士也参与到寻访的队伍之中 。
[1] 《张神仙祠堂记》,同治《大邑县志》卷十二,《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