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翻译出了华语世界最好的《源氏物语》源氏物语世界之最( 二 ) _源氏物语世界之最

尴尬还来自母亲，每次家长会，在身穿华丽和服的日本妈妈们当中，穿着旗袍、梳着上海中年妇女标准“包包头”的母亲总是显得格格不入，面对同学们的指点和猜测，林文月羞愧又困窘，直想冲出教室门外。接下来的几天，她都会成为大家窃窃私议的中心，母亲再来学校时，她便尽量躲开，避免说话。虽然母亲长得很美，林文月却没有感到光彩，幼小的心里，她特别害怕别人叫母亲“支那人” 。
除去这少有的不快，小学生活是丰富有趣的。日本教育重视仪态、礼节、守时等方面的教养，少年读物也按不同年龄和程度设计，还有手工缝纫、针线绣法，这些既是快乐记忆，也是艺术启蒙。北四川路上的“内山书店”也是消遣的好地方，在那儿，林文月看了不少免费书。
一次，放学路上淋了一身雨，在书店看书时，脚下积了一滩水，上面又有电风扇吹着，边看书边发抖。店里的先生怕她着凉生病，把她带到楼上交给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帮她烘干衣服，还让她躺在被窝里睡了一觉。这份温暖一直伴随着林文月，尽管她并不知道“内山书店”是鲁迅先生常去的书店，也不确定那位先生是否就是内山先生。
多年后，忆起和书本的关系时，她说：“在我幼小好奇的那段日子里，如果那书店里的母子不允许我白看他们的书，甚至把我撵出店外，我可能会对书的兴趣大减，甚至不喜欢书和书店也未可知。”
人生总有很多机缘，除了家学的熏陶，“内山书店”无疑是她走上读书路的重要基石。
随着抗战胜利，不识愁滋味的日子戛然而止。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老师哭，同学哭，以为自己是战败国民的林文月也被悲伤笼罩。戏剧性的是，没几天，家门口的“太阳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从父母口中知道，“我们是战胜国了！”
陌生的故乡
学校停了，日本同学纷纷遣返，林文月失学了。父母不许她出门，只好整日蜷在哥哥的书房，偷偷阅读日本朋友留赠给哥哥的书籍，从日文的《岩波文库》袖珍版到《悲惨世界》等名著的日译本，阅读天地已从少年读物拓展至世界名著的丰厚领域。
租界变得混乱，地痞流氓借机抢劫，日本人走光后，又把注意力转移到在上海的台湾人头上，父亲被骂是“汉奸”，是“东洋鬼子的走狗”，楼上房间被贴了封条，一家人委屈地挤在客厅里。局势混乱，父亲决定举家迁回台湾，仓皇之下，产业都来不及处置。
台湾光复后，舅舅连震东已先行回台，舅妈带着表弟连战来上海和他们会合，10岁的连战，拿起红萝卜，用毛衣一擦就放进嘴里，在13岁的林文月眼里，他是个“野蛮的小孩”，那是表姐弟的第一次见面。1946年2月，一家大大小小十几口人登上一条专运火柴的小船，跟满船火柴一起走走停停，前往台湾。谁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船上的两个孩子，一个成为研究、著作、翻译的集大成者，一个成为为两岸关系“杀出一条血路”的国民党主席。
从异乡到故乡，公路上的大王椰取代了北四川路上的法国梧桐，颇有些异域风情。然而，新奇还未过去，困难就来了。学校很远，需要长途步行，“路程远，已令我疲倦厌烦，而陌生的环境，语言的隔阂，更使怕羞的我视上学为畏途” 。听不懂老师的国语、同学的台湾话，他们的日语又带着浓浓的台湾腔，也令她似懂非懂。中国字不认识多少，一度骄傲的写作成为难题，第一次考国文，成绩是30分。
从云端跌落凡尘，林文月非常沮丧，请求母亲让她休学，在母亲劝慰下才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国文。一年后，参加北二女中新生招考时，因作文写法独特，吸引了监考老师们驻足围观，他们交换意见颔首赞赏。由日文成功跨越到中文，为日后走上翻译之路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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