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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还可推断，由于金石之学的兴起，印章逐步成为可以交易的商品。不过印章交易这一市场尚不算十分活跃。张廷济购买印章，也有从友人（熟人）手中获得者，可见印章市场确实还处于发育阶段。此外，张廷济购买印章很少在乡间，而多半购自嘉兴县城和杭州，表明杭州和嘉兴是浙江金石交易的中心。从中还可见，印章仍是艺术品中的小宗，在较大城市才有更多的流通，而一般古董商和书画商人上门贩售的多是书籍、书画作品。需要指出的是，乡居的张廷济在与书估和其他古董商的交易中，已建立熟悉的人际网络，他的印章服务于印谱编撰，因而往往可以通过借阅获得，而不必购买。
张廷济的金石书画鉴藏活动十分丰富，然而，这一过程是渐进发展的，是按照时序逐步累积起来的。张廷济日记中的材料，提供了嘉道时期一位金石学家诞生的历程，也勾连起古老的金石学传统。印章活动作为张廷济金石书画鉴藏生涯的一部分，为理解一位金石学家如何收编金石，从事研究，最终建立自己在金石书画领域的声望，提供了观察的窗口。而日记是提供这种理解的关键，它所展现的嘉道时期的金石学面貌，具备一些特殊性，譬如印章市场、价格、印谱编撰的过程等，为理解嘉道时期金石学兴起提供了可以观测的变动背景。
四、私人用印规则的公开化
印章一旦被使用，关于它的使用规则就成为必须考量的因素。中国古代关于官印的使用，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这套完善的用印制度影响到私人的日常用印。在书画作品中，人们在钤印之前，就已经十分关注用印的形式、数量、大小等，这些规则有时明言，有时候需要观赏者自行揣摩。而这，也是关于印章使用研究的大宗。对于存在复杂文艺交往和日常事务的文人而言，其日记往往保存较为复杂的印章记载。通过印章的使用规则传递信息，表达身份，或传达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这是文人常用的手段。不过这些隐晦的心理并不适合公开表达，而其中繁复和细微的变化，又使得他们自己常常混淆印章的使用规则，有时候自乱其例，于是在日记中将这些内心的想法记载下来，就显得十分必要。
王韬日记中保留诸多本人的印章信息，仅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蘅华馆杂录》六册，就保存王氏“兰卿”“蘅华馆主”“家住吴淞第六泉”“琅邪珍赏”“蘅华溪馆”“遯叟藏书”“长洲王韬”“红蕤阁女史”“淞北倦民”“此心聊与此山盟”等印。王韬《蘅华馆杂录》第四册咸丰三年九月至咸丰四年五月之间，存有《蘅华馆印谱》一种共11页，钤印20方，每一钤印均记载印章释文，印章来源概况等。如印谱第一页，“眉珠小庵华曼居士印”，释文“此印乃甫里曹氏旧物，余售之于洢人师手。纽刻一狮，极为细巧，字乃许锦父所镌。壬子仲秋灯下志。”这些都是印章研究足资采用的材料。

文章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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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日记中的《蘅华馆印谱》
仅就王韬用印的规则而言，在印谱中也有体现。在第一种印谱中，王韬记载了一方“平安家信”印章，印谱记载云：“是印刷乃叶文照耀所刻，余以百文得之，印诸书札上，使老亲见之，喜动颜色也。”第二种《蘅华馆印谱》存印38方，也记载一方“但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印，补注云：“私札往来，用以示信，亦佳谶也。”不过，总计58方印章的印谱只此两印记载用途，可见王韬并不愿意过多地在印谱中显示自己的用印规则。
但在日记中，作者实际上可以毫无保留公开自己使用印章的规则。正如奥斯卡?王尔德的所言：“一切艺术既是外观的展现，又具有象征意义。”对古代文人而言，个人印章的来源、用途等均有自身特色，这一整套与印章有关的信息往往并不公开宣示，有时候需要深入细致地归纳推断，才能捕捉一些印章所蕴藏的意义，而日记则将印章的其他信息与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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