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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浙江台州人黄秉义（1874-1920后）日记中，就清晰记载了印章的使用规则。黄秉义丙午（1906）正月初二日日记记载：“余自本月初一日起，与友人来往信件名字之‘顿首’草字中盖一‘侣’字篆字小戳一方，与长辈来往信件名字之下书‘谨肃’，或‘叩首’字上盖一‘秉义谨肃’篆字图书一方，以作记号。……另有官名及别字号等及一切图章盖用余书篆字或行书用，均不得为凭也。”可见黄秉义使用印章十分谨慎，仅仅书信中的印章，就因收信人的辈分、信件的重要程度等，而使用不同印章；即便是信套，黄秉义也用不同印章加以区分。在私人信件之外，对于借贷凭据、收条等，黄秉义又使用另外一套用印规则，以此作为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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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秉义日记的用印规则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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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秉义日记的用印规则介绍2
或许因为这些用印规则过于繁复，不便记忆，黄秉义又将印章钤印在日记天头位置，再作说明，以便自己用印时不至于出错。尽管黄秉义没有明言，但这些钤印在日记中的印章连同说明文字，实际构成小型印谱。不过这个小型印谱较为特殊，即它主要说明印章的用途：
“侣”：此方图书与平辈来往xx盖用，亦是通用，还是余书信函为记。
“勤以补拙”：此有紧要函件盖此图书。
……
“质诚”：此方图书盖用余书篆字，或行书用，本不另记，因与上块方式“质诚”图章均是同字，分别详记。此方长式图章，不足为凭。
对黄秉义而言，这份小型印谱是他收发信件、辨别信件重要性的凭证，也是他收发物件、认定券据的判断依据。这份小型印谱集中这些印戳，是日常事务逐步增多，黄秉义不得不加以处理的必然产物。可见，印章进入日记，并在日记中占据越来越多篇幅，是日常生活中印章发挥作用的体现。此外，这份印章还提醒研究者注意，清人使用印章有许多隐性的规则，这种规则往往只有他个人清楚，很少对外宣扬。毕竟，印章这些不仅涉及人情的深浅，也涉及田产、银钱等重要经济问题，故而个体往往甚少宣扬印章的使用规则。也正因此，日记中此类材料才显得可贵。
也正由于一般人不太公开印章的使用规则，故而日记是否记载用印的规则，有时也可以测定日记私密性的指征。许多日记都是私人写作的产物，但是一些日记从写作起就预备给人浏览。日记的公开程度与私密性如何区分，边界在哪里，往往不容易把握。除去一些公开性的日记阅读记录之外，人们很难断定一部日记的作者是否打算公开他写的日记。然而，对于日记印章规则的详细介绍，可能作为测定日记私密性程度的一个标志。即，如果一部日记记载详细的用印规则，那么作者写作日记时往往无意于公开日记。毕竟，向外人公开私人印章的使用规则，对个人的生活构成潜在的风险。
五、日记一定是“写”出来的吗？
印章进入日记，首先对日记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日记必须是“写”的吗？现存的大多数日记都是作者一手写就的，偶尔有别人代笔或者抄录，甚至有有一些图像、卦象或其他符号是手绘而成的，然而不管怎样，都可以看成是“写”就的。“写日记”成为我们看待日记的一种直观印象。可是印章进入之后，日记就不完全是“写”的，至少有一部分是“钤印”而成。“钤印”由此也成为日记生产的一种方式。“钤印”成为日记的一种创作方式以后，颠覆了日记是写出来的刻板印象，却揭示日记之于作者的一类本质功能。即日记作者总是想要努力把生活记下来，如果条件足够丰富，他们可能试图将生活的一切都记载进日记。写是一种手段，钤印也是一种手段。印章的加入使得日记突破了书写的范畴，一定程度上为日记增添了视觉化的要素，从复制和组合的角度实现对日记传统的发明和文化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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