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心夔而言,印章是自励自勉的符号,是一种印刻生命意义的重要物件 。这次朝考四等对高心夔打击甚大,此后数天时间,他不断刻图章,以泄愤懑,以慰伤心 。印章又成为高心夔心绪的排遣之物 。对此时的高心夔而言,何以解忧?似乎惟有印章 。试看他此后二十天日记的记载:
五月六日,予自刻“山泽之臞” 。
五月七日,读杜诗、钞《庄子》,刻印二:一“诵先人之清芬”,一“石钟山民” 。
……
五月二十三日,是日读《后汉书》、《文选》 。刻印一,文曰“缘督为经”,语出《庄子?养生主》 。予自书篆,麓生奏刀,未竟,予又足成之,合两人之力为此印,遂俨然杰作矣 。麓生尝为予刻“忧患之馀,有意于道”印,亦佳 。晚为尹公刻印,背铭字,凡四枚 。
五月二十四日,遣奴子奉印尹公 。
短短二十天时间里,印章之于高心夔既是个人心绪写照,也是舒缓心情,藉以自勉自励的工具,同时还是他和师友沟通的重要媒介 。就高心夔个人心绪而言,印章反映他情绪从低落回归平静,也预示他从困顿中走向坚强 。五月六日,尹耕云、李鸿裔均有书致高心夔,加以慰问 。然高心夔内心十分失落,朝考四等意味着前途不妙,因而生出山泽之想,自比山泽臞仙,失望情绪溢于言表 。至于五月七日,这种情绪仍然挥之不去 。这一天高心夔面见皇帝,知道自己的归宿是铨选知县 。“人穷返本”,故高心夔所刻印章印文为“诵先人之清芬”,心中不免思归故乡,故又治印“石钟山民” 。然而此时高心夔的前途已基本明朗,故他也不再幻想,此后将近十天未再以图章化解愁闷,转而读《后汉书》、读杜甫诗以壮志节,以纾愁困 。至于五月二十日,高心夔治印“欢喜坚固,可以长生(安)”,语出《易经》“乾之困”,意指不管外界如何言说,他要自守内心坚固的城墙,从而获得长久之安 。这既可视作一种自我困顿写照,何妨也是自信自奋的抒发 。由于这种思绪的变动,至五月二十三日,高心夔进一步将自我的世界构筑得更加完善,于是有谨守庄子保身全生的处世之道,故刻“缘督为经”图章 。至此,就高心夔个人而言,印章已经全面地反映他心绪的起伏流转,从激烈归于平静,从愤懑趋于安宁,一种用世的激切心理暂时为平和处世之道所替代 。
高心夔这一心路历程,不仅通过自刻印章实现,也通过为他人刻印完成 。在这一过程中,他曾为尹耕云刻“珠玉为心以奉君”等印章,向朋友剖白自己心迹 。这些印章的刊刻既是友人对高心夔的印章技艺的认可,也可能是对郁闷的高心夔的劝慰 。其中一些作为礼物的图章的完成,并非高心夔独立制作,他的同馆友人黄沄(麓生)曾与他合作治印,不断为高心夔修饰印章 。这种艺事的合作,也不妨视作友谊的慰藉 。
作为艺事之“物”、“身外之物”的印章,对文人而言,在许多时候具备和诗文作品共同的功能 。阅读诗文,与绘图、刻印,对文人心灵世界而言,可能有着相同意味 。对高心夔而言,检点印匣,是舒缓心绪的必要举措 。这种举措与读书纾困在心灵疗效上似乎不分轩轾 。咸丰庚申(1860)七月,英法联军进攻天津,高心夔对此十分关注 。听闻僧格林沁率军与洋人战事不利,高心夔连续两日日记书写心境,聊将日记作为排遣之法:
七月六日,是日收拾印匣文具,忧闷特甚 。夜闻僧军又挫矣 。阅《程氏编》 。
七月七日,是日阅《程氏编》,晚诵魏武“对酒歌”,深有所感 。不闻天津事,闷绝 。
愁绪难遣,忧闷难排,高心夔索性收拾印匣文具,做起枯燥的整理工作 。这种物理性质的劳作,与读书遣怀,吟诵“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看来并无高下之分 。同样有所感慨,同样是“借酒浇愁愁更愁” 。诚如高心夔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二十三日日记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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