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云烟细支多少钱一包 云烟细支多少钱一包( 二 )


【黑色云烟细支多少钱一包 云烟细支多少钱一包】日记显示了古人对印章的关注,承载了它们研究印章的心得 。在公开的印谱和笔记材料中,可见古人对印章的注意 。在私家日记中,一些较为主观的对印章的看法,保存更多 。如贺葆真(1878-1949)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六日记载阅读张穆(1805-1849)所编《阎潜邱年谱》,此书为其祖父购自河间,“首页有潜丘居士印”,贺葆真即据此推断“此必张石斋得其图章,因印于每册之上” 。
日记记载印事涉及印章的篆刻、印章的购藏、用印的规则、经眼印章的概况等 。这些与官印、私印有关的信息可以增补印章研究的材料,有助于提出新的问题,也有助于推动印章研究探索新的方法 。例如,徐兆玮(1867-1940)日记就记载大量印章真伪、刻印等事宜 。有的材料涉及较为罕见的印章,如恽毓鼎1916年二月二十九日日记记载:“农会例会,启用京兆尹颁发京兆省农会图章(文曰‘京兆省农会之章’) 。”许多官员在日常生活,也不忘叮嘱下人携带图章,这是他们日常交际不可或缺的工具 。如严修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初七日日记,要求下人慎重对待他人请托书写对联,并提醒他们携带图章,表明严修对赠送对联有自己的定例,这种定例不仅体现在赠送对联的数量上,还体现在对联是否钤印印章上 。印章也因此成为人际关系亲密疏远的分界线 。
日记记载的私人评语,有助于全面认识一些历史上刻印名家 。对赵之谦(1829-1884)的刻印成就,今人称许居多,而王闿运(1833-1916)同治十年(1871)七月十一日临行时,赵之谦赠印,但王闿运却在日记中:“?叔赠余名印,同人以为奇遇,不易得也,然刀法殊不在行 。”同治年间赵之谦治印名声甚大,但在一众公共评价之外,王闿运私下却认为赵之谦刀法不在行,给予十分严厉的批评 。
日记对研究人物生平印章事迹也有诸多帮助 。如吴大澂(1835-1902)《愙斋日记》揭示仅咸丰十一年正月至三月,就为郁子梅镌“玉湖钓徒”“阿楞”“梅花似我”等印章五方,又为吴云、金方舆、金润方、周存伯、钮叔裳、潘椒坡、陈新甫等人治印近二十方,白谦慎在《吴大澂和篆刻》一文中即据此推断吴大澂很早即从事篆刻艺术,风格上既宗汉,亦有学习元人细朱文者 。又如学者陈言利用周作人(1885-1967)日记中钤印,推测周作人最早的书斋或许叫“光霁书屋”,并梳理张樾丞等治印名家篆刻“苦茶庵”等印章的时间 (陈言《印章和书法里的周作人书斋》) 。而一些失落的印事也可凭借日记材料钩沉出来,如李军利用潘钟瑞《香禅日记》补正吴昌硕早期印谱的编订曾获潘钟瑞(1822-1890)帮助 。(李军《吴昌硕早年在苏州事迹补考——以潘钟瑞<香禅日记>稿本为主》) 。
综上所述,日记的神奇之处在于,关于印章的各种研究,所需的诸种材料,几乎都能从中找到 。印章就其最为本质的属性而言,既是典章制度的产物,也可以是说是雕刻的工艺品 。由于所使用材质的坚固性,印章往往具有考古学的价值,人们可以据以推断雕刻的年月,流传的经过 。同样,也可以就其艺术价值发表各种各样的评判 。印章毕竟是手工艺品,所蕴藏的文字,是以不同刀法刻出,所以的表面和纹理都构成一种艺术和审美 。这方面的研究当然也让人陶醉 。关于它所使用的材料,生产、制作过程也同样备受人们关注 。当然,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印章背后的人,无论是印人还是印章的流通者、使用者,都展示印章何以被使用,价值何在 。印章的接触者身份各异,社会地位不等,男人和女人,官员和民众,文人和匠人,商人和其他手工业者,每个人接触到的印章都不一样,许多人也不只拥有一方印章,即便一方相同的印章,不同的人也接触到印章的不同方面 。如上所示关于印章的各种可能研究方向中,与人有关的印章研究无疑是日记研究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