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溥仪为何怒称是战犯审判我们？ _东京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完整文献首次在中国面世。整套书80卷、5万页、一千万字，再现了那场耗时两年多的世纪审判。
65年前的11月12日，东京审判结束，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用了9天才宣读完——这只是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宣判，他们当中的七个被判处绞刑。
在东京审判中，最轰动的一幕出现在1946年8月16日，因为一个特殊证人的出场，这一天被称作“划时代的日子” 。这个人，就是中国末代皇帝、日本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皇帝、废帝、寓公、傀儡、俘虏、囚犯、普通公民……溥仪的一生扮演过太多的角色，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时，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证人。
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溥仪连续出庭八天，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两年庭审单人作证的纪录。
他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最有力的证人证言，情绪激动时甚至拍案控诉，却也同时惴惴于自己当年不光彩的角色，隐瞒了部分事实，开脱着自己的罪责。
八天的证人经历，浓缩了这位末代皇帝多面人生中的复杂纠葛。
关键证人
1946年5月，初夏，东京市涩谷区杜鹃正盛。红白掩映之中，满眼都是破败景象。战后的东京，七成以上的建筑被炸毁烧光，遍地焦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的大楼，是断壁残垣中完整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建筑之一。
选择这栋建筑作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地有着象征意义。这栋大楼在战前一度是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摇篮;在战时是军部和参谋本部合组的大本营所在地。
日本侵略战争发号施令的中心，这时成了战犯们接受审判的法庭。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
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对抗式诉讼的审判方式，法官必须保持中立，控辩双方的交锋是庭审的重头戏。而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遵循了英美法系和现代法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无罪推定和证据规则。因而从理论上说，在最终宣判之前，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们是不能被认为有罪的，而如果他们在控辩双方的交锋中占据了优势，甚至有被判无罪的可能。
这一点让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检察官都很不适应。
中国检察官倪征燠回忆参加东京审判时曾经写道：“在审判的第一阶段，都是涉及中国受侵略的问题，但中国方面没有估计到战犯审判会如此复杂，而满以为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更没想到证据法的运用如此严格。”
在庭审的最初阶段，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席的中国证人也无所适从。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时，说日本“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无实据，几乎被轰下证人台。事后，秦德纯气愤地说：“这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是战犯审判我们。”
而那些受审的甲级战犯们，却在充分利用着法庭给自己提供的“权利” 。“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的土肥原贤二，自上庭之后就一言不发，连法官的提问也不予回答，十足是英美电影经典台词“你有权保持沉默”的现实版。
同样是“九一八事变”主谋、被称为“关东军之胆”的板垣征四郎，公然宣称自己无罪，甚至叫嚣“要与检察方大战三百回合” 。
直到8月16日，一个中国证人被带入法庭，板垣一下变了脸色。
大约在午前11时25分左右，法庭执行官引导着一位瘦高的中国中年男子步入法庭，缓缓地走向证人台，他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戴着一副圆眼镜，一缕头发垂在前额上。与别的证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只有一名宪兵护送，他身后却站着两名法庭宪兵和一位苏联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