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溥仪为何怒称是战犯审判我们？( 三 ) _东京

根据事后传闻，因为“交涉不得要领”，苏联人对那个中将的请求未做答复。
迁往伯力收容所后，又出现了一件让溥仪惶恐的事。苏方下令，所有在押的俘虏都要接受讯问，并写下揭发日本侵略罪行的书面材料。
作为绑在日本战车上的伪满洲国“皇帝”，日本的每项罪行，自己都脱不了干系。溥仪赶紧趁着苏联人不在，把所有的亲戚和随从召集起来，叮嘱他们要将所有行为都说成被日本人“绑架”;苏方传讯之时，要表现凛然的态度;不可显露心虚;不许指证别人;不许乱提话头……为了封住身边人的嘴，一向吝惜手中香烟的溥仪还给每个人发了一盒“三炮台” 。
不料，苏联人对其他人都没什么兴趣，简单地问了几句就让他们回去了，只有溥仪本人，受到伯力内务局的几次传讯。
8月，谜底终于揭开，苏联当局通知，让溥仪到东京军事法庭作证。8月2日，溥仪登机离开苏联。
溥仪后来回忆，登上飞机后，自己“又犯了狐疑症” 。飞到半途，他从舷窗向外看去，只见山峰连着山峰，好像是大兴安岭的模样，他不懂俄语，但是却隐约听见身边苏联军官的交谈中，夹杂着“哈尔滨”的发音。这个中国地名也让溥仪心乱如麻：“难道这是往中国而不是日本飞?也许苏联当局要把我送交蒋介石，怕我害怕，才故意说让我去东京作证?”
直到飞机在海参崴附近的一个机场降落，溥仪才略感放心。
几天的休养后，溥仪飞抵东京。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助手裘劭恒在开庭前看望了这位重要证人，他后来回忆，“溥仪头一次看见我，见我是中国人，怕得要命，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我告诉他说，来东京让你来作证，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我去监狱次数多了，连陪在身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我们谈话了，他才逐渐放松起来，终于接受了法庭的要求。”

出关前后
根据法庭规定，证人出庭后的第一阶段是直讯部分，由提证一方对证人的身份、所见所闻进行问答。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记载，溥仪给自己设计了这样的开场白：“我继位之后的第三年，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
一个被推翻了的前朝皇帝，称孙中山是“伟大的人物”，用“腐败”一词形容自家王朝，说中国革命是“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当年报纸上的奇闻。
不过，这样的自我剖白对审判并没有价值，法庭的评价仅有一句“离题太远” 。负责询问的检察长季楠立刻抛出了关键的问题，“你退位后为什么要离开天津去满洲?”
溥仪是如何出关的，直接关系到伪满洲国是如何成立的。
在溥仪的口中，这是胁迫和绑架下的行为：“(‘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是强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
长春市溥仪研究会副会长王庆祥说，溥仪离开天津是日本长期策划与准备的结果，为了在侵占东北后将溥仪诱骗到东北，各方面势力软硬兼施。
根据“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河本大作后来的供词，1929年秋，日本军部便决定在“满洲问题”上启用溥仪。东北是清王室的发祥地，当地的旧王公贵族对溥仪抱有忠诚，便于控制。军部认为，由于幼年退位，没有强大的后台和根基，溥仪是一个易于驾驭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