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高丽国王与元朝的这种特殊关系,在元与高丽交往的历史上,国王和王妃亲朝的事情经常发生,每次亲朝,不仅带领大批人马,而且携带大宗贡品 。元至元二十一年(高丽忠烈王十一年,1284年)夏四月,“王及公主、世子如元,扈从臣僚一千二百余人,赉银六百三十余斤,纻布二千四百四十余匹,楮币一千八百余锭 。”国王及王妃亲朝所携带的贡品之外,他们所带领的大批人马的消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
从蒙古太祖十九年(1219年)至元朝灭亡(1368年),蒙古国与元朝派遣使臣前往高丽的次数是277次 。其中,蒙古国时期33次,元朝建立以后世祖朝82次、成宗朝26次、武宗朝17次、仁宗朝17次、英宗朝5次、泰宗朝6次、文宗朝6次、宁宗朝1次、惠宗朝84次 。而高丽从蒙古太宗四年(1232年)至元朝灭亡,共遣使赴元479次,其中,高丽高宗时期39次,元宗时期56次,忠烈王时期207次,忠宣王时期21次,忠肃王时期63次,忠肃王(后)时期6次,忠惠王(后)时期9次,忠穆王时期16次,忠定王时期5次,恭愍王时期57次 。根据上面的统计数字,在蒙古国及元朝120余年的统治时间里,与高丽的双方往来是756次,应居元朝与藩属国往来次数之首 。其中,高丽派使臣赴元的次数几乎接近元朝向高丽派遣使臣次数的2倍,而且元朝派遣使臣的目的多为催促高丽入元朝贡,监督高丽内部事务等;而高丽使臣前往元朝则多为进献贡物、贡女等 。
高丽向蒙古国及元朝进献的物品有:鹞子、好铜、黄白纸、金锤、金鳝、银鳝、獭皮、真紫罗、细苎布、纸、玳瑁、白苎布、表纸、奏纸、金盂、银盂、阿吉儿合蒙合皮、鹰、铁、真珠、金、日本栗、虎皮、花文大席、人参、鹄肉、牛、香菜、水果、白银满镂镀金台盏、白银满镂瓶、银锤、虎豹皮、白马、金盏、银镂葵花盏、金瓶、米、木衣、脯、獾皮、野猫皮、黄猫皮、鞍骄、耽罗马、金瓶、镂银壶、银汤瓶、银大尊、半镂银胡壶、金画瓮器、野雉、耽罗牛肉、耽罗酥油、海菜、干鱼、干脯、画扇、酒锺、皮货、织纹纺布、熊皮、熊羔皮 。
除了支付品目繁多的贡物和亲朝的费用以外,高丽还要向元廷提供数目庞大的军需用品 。其中包括向元朝派驻高丽的屯田军、镇戍军、镇边军等提供粮食、饲料、衣物、船只、马匹等 。至元七年(高丽元宗十一年,1270年)二月,驻屯西京的蒙古军向高丽“请席岛仓米,乃给米一千石,杂谷五百石,盐一百石 。”不仅提供军粮,高丽还要为驻屯军提供饲料、马匹等,如“今计正军六千人所带马率以一人三匹为计,则凡一万八千匹,一匹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二月则当用上朝硕十三万五千,而本国硕则二十七万矣 。加以四千农牛料一首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三月,以上朝硕计之三万六干,本国硕则七万二千 。”
蒙古国东征日本,也向高丽索取兵马所需粮草、船只等 。至元五年(1268年)五月,忽必烈敕谕高丽使者:“往谕尔主,速以军数实奏,将遣人督之 。今出军,尔等必疑将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尔主当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载四千石者 。” 。高丽使臣认为:“舟舰之事即当应命,但人民残少,恐不及期 。往者臣国有军四万,三十余年间死于兵疫,今止有牌子头、五十户、百户、千户之类虚名,而无军卒 。”忽必烈并没有认同他的说法,认为:“死者有之,生者亦有之 。”高丽使臣说:“赖圣德,自撤兵以来,有生长者仅十岁耳 。”忽必烈的回答是:“自尔来者言,海中之事,于宋得便风可三日而至,日本则朝发而夕至 。舟中载米,海中捕鱼而食之,则不可行乎?”命高丽使臣“归可以此言谕尔主 。”这段史料反映了作为宗主国的蒙古国(元朝)对藩属国高丽发号施令的强硬态度,只要提出要求,属国就必须接受,根本不允许有任何异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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