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甲午：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决定北洋海军兴亡 _海防

近代中国，从国家全局理性地认识、统筹海防并付诸实践，李鸿章是始作俑者，他的海防战略思想深刻影响和引领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的发展。然而，纵观其海防战略的理论和北洋海军兴亡的实践，可谓得失参半，既有可贵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创建轮船水师，三洋布局，海口防御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历代统治者无不视海洋为天然“长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重陆轻海”的国防观念。直至鸦片战争败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方才将防卫视角移向海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部发起了以自强为核心的洋务运动。李鸿章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极力推动近代化海防和海军建设，促成中国国防观念的重大转变。
与当时所有先进的中国人一样，李鸿章从外国船坚炮利打败中国的事实中直观认识到中国的积弱所在，产生“学习外国利器”，发展船炮以“自强”思想。1867年，担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首次提出建议：创建一支轮船水师，分驻“内洋港口”，“以一提臣督之，分为三路：一曰北洋提督，驻扎大沽，直隶、盛京、山东各海口属之;一曰中洋提督，驻扎吴淞江口，江苏、浙江各海口属之;一曰南洋提督，驻扎厦门，福建、广东各海口属之” 。这是最早的近代化海军建设方案和“三洋布局”海防战略设想。
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兼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开始以一个政治家的视角，“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重新审视和筹划海防问题。1874年第一次海防大讨论的《筹议海防折》，系统反映了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具体包括：
首先，对战略形势的判断——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海上。李鸿章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械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他因此主张将战略重点从西北塞防转移至东南海防。
其次，海防战略——三洋布局，海口防御。李鸿章认为，中国兵船少，只有“分别缓急，择最为紧要之处”“自守” 。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的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其余各省海口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 。
再次，海防力量建设——外海水师与沿海炮台相为表里。设定外海水师共48艘战船分守三洋海口，其中每洋外购二艘铁甲舰，配以炮艇等其他战船，逐步成军，可御敌于海上。同时，在沿海重要口岸建立坚固炮台，购买守口巨炮铁船，形成“水炮台”，并附设水雷，加上精练的陆军配合，形成第二层次的口岸防御兵力。
最后，海防力量使用——“守定不动”和“挪移泛应”两法。前者是依傍水陆炮台和水雷进行防守，后者是用兵船配合陆军“随时游击”，“防敌兵沿海登岸” 。在这些主张中，已有建立外海水师，运用海上兵力进行机动防御作战的思想成分。
精练北洋海军，前伸布势，海上威慑
1879年，清廷在对外交涉上遇到两件大事：一是为日本占领中国藩属国琉球展开中日交涉，一是因中俄《伊犁条约》议定在西北边疆割地赔款而引发朝内反对，主战与主和争论激烈。在这场争论中，李鸿章深感日本“志不在小”，尤其担心日俄联手，殃及朝鲜及远东和局。因而，李鸿章一意主和，认为中国现在尚未自强，只能以退为进，以远离中土的琉球为代价稳住日本，接受《伊犁条约》取欢俄国，限制事态进一步向台湾、特别是向朝鲜方向发展，以保全远东“和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