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十月革命后人民,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四 )


20世纪初的俄国存在四大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俄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俄国“‘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6] 。换句话说,沙皇政府的合法性日渐丧失,而不堪重负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承受力也日趋接近临界点,革命一触即发 。对此,沙皇政府束手无策,失去了足以缓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资源 。这种情势表明,除进行革命外,俄国已经没有其他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 。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二月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俄历1917年2月19日,彼得堡因缺乏面包开始发生骚乱;23日,出现了自发性罢工,罢工规模在此后两天越来越大;27日,罢工升级为武装起义;3月2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让位给米哈伊尔,而米哈伊尔在继位后即宣布自己退位,并将政权交给其间成立的临时政府 。至此,统治俄国长达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 。[7]
然而,二月革命虽然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但它并没有缓解俄罗斯的各种社会矛盾 。二月革命胜利后,饥饿的工人、农民和疲惫厌战的士兵都期盼着一个新社会的出现,形势稍为平静了一段时间 。然而资产阶级性质的临时政府并没有着力去解决劳动人民迫切关心的和平、面包、土地等问题 。临时政府为得到协约国支持而继续对外进行战争,对工人关于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对生产进行监督的要求置之不理,甚至对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运动进行镇压,致使工人运动和农民起义愈演愈烈 。由于受到人民群众的激烈反抗,临时政府危机不断[8]并很快成了革命的对象,再次发生革命已不可避免 。
于是,革命的领导权又历史地落到布尔什维克的手中 。当时在俄国主要的革命力量中,除布尔什维克外,还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多个党派,那么革命的领导权何以最终又落到布尔什维克手中?这与其长期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以及革命时机来临时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是分不开的 。列宁从建党初期就反复申明,必须建立一个组织严密和纪律严格的职业革命家组织:
【“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即一个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态度、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 。”[9]95 】
列宁主张,党要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就应当以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善于对一切专制与压迫的现象有所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只有这样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 。列宁提醒全党要为时刻可能到来的革命做好准备:
【“我们应当时刻进行我们的日常工作,同时又应当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情况,因为爆发时期和平静时期的交替往往是几乎无法预料的 。”[9]168 】
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使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当时最具号召力和组织性的政治力量,从而使它拥有其他党派无可比拟的优势 。这一优势在革命时机到来时势必会转化为强大的战斗力 。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积极发挥自己的组织优势,充分利用推翻沙皇后的社会自由形势,十分注重在工人、农民和士兵中间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作,致力于在工厂、工会、农村、军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在各大工厂组建工人赤卫队 。布尔什维克的党员队伍随之迅速扩大,到1917年4月底,布尔什维克已拥有10万名党员;而到七八月间布尔什维克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布尔什维克已经成为拥有24万党员的政党组织 。正是布尔什维克艰辛而又卓越的基层组织和宣传工作积累起来的领导力与影响力,使其在平息1917年9月发生的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使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并因此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大城市的苏维埃中占居了多数 。而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苏维埃中的胜利加速了其他地区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进程,进一步扩大了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到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员已激增至35万人 。随着布尔什维克实力与影响力的迅速增加,二月革命以来形成的脆弱的政治平衡被彻底打破,力量对比迅速朝着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方面发展 。[7]叛乱平息后,列宁曾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名义,建议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保持民主革命力量在军队进攻彼得堡时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以夺取政权 。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因害怕布尔什维克力量的加强,对这一号召没有回应,夺取政权的领导任务自然落到布尔什维克身上[10] 。于是,布尔什维克就发动了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立即开始实施自己的纲领,兑现对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承诺,由此赢得了俄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从而使其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赢得后来的国内战争和抵御外国干涉战争的胜利,保卫和巩固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