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早年就是这样起家的 。在2014年网店兴起前，他每天走到电梯口问人装不装机器，有时甚至没注意，对方手里也拿着报价单 。
“你想想，顾客自己进店，跟被销售拉进店，价格能一样吗？”刘伟讲起里面的门道，“本来老板一个人能赚600块，销售来了，要对半分，只剩300块了 。俩人都想多挣点，那就把价格抬高到1200块，这样大家就都能赚600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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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海龙大厦外，销售举着mp3的促销广告牌招揽顾客 。图/CFP
刘伟不高，黑瘦，话特别多 。当年做技术工人，一个月才1800块工资，权衡之下，他一头扎进中关村电子卖场，靠嘴皮子赚钱，一台机器能赚三四百 。
“我跟店里那哥们儿还挺熟的，我让他给你便宜点 。”刚开始那几年，绝大多数客人相信这套说辞，回头一对比，发现自己“被黑了”，刘伟就换上另一副嘴脸对付：“唉，我也没想到他家这么黑啊，回头你再买东西我给你介绍别人家” 。
卖场风头正盛时，曾有一批外国留学生闻风而来，“就挑最贵的，便宜的不要” 。为了把货卖出去，刘伟把价值100多块的水晶头抬到了2000元，又把高质量的华硕主板偷偷换成利润更高的白牌货 。凭着这些小把式，他一度挣得比柜台的商户还多，但要“请客啊，维系关系啊”，钱都被他花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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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顾客正在等待装机 。曾经一天装机10台，如今每天只有2-3台 。
2003年，与海龙一街之隔的鼎好大厦开业，32部瀑布式扶梯直通顶楼，号称要“告别大杂铺模式” 。同年，SARS席卷北京，海龙大厦的生意一落千丈，一些嗅觉灵敏的商户开始到线上找出路 。
陈红路过2层“京东老板的店里”，看到他和同学背着包发传单，从卖场2层一路发到外边的马路上，一到周末就在广场搭台子，请小姑娘们来跳舞，给品牌做活动 。有人问陈红，“要不要上京东？”她没多想就拒绝了，“线下的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搞线上” 。
到了2005年前后，陈红开始思考“我们这种卖场想提升怎么办”，她和一些商家尝试效仿“超市模式”——把货架都摆到一起，顾客挑选完后，直接去结账；考虑到装机的特殊需求，还单独搞了个装机的服务区域 。一年后，尝试宣告失败，她将原因归咎于“顾客已经习惯了柜台和柜台之间的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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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在线”曾是本世纪初最早的电商平台之一，也是中关村商户早期的网络销售平台 。但随着时间流逝，这个平台已经没落 。
期间，海龙大厦组织过几次国外考察，回国后都无疾而终 。“发达国家几乎没有IT卖场的业态”，海龙集团董事长鲁瑞清在一本研究中关村卖场的书里提到，国内卖场最大的短板在于质量风险和价格不透明，“大家都在埋头挣钱，见别人赚了钱，自己也照葫芦画瓢” 。
转型受困之余，盗版、欺诈等负面新闻四散开来，中关村电子卖场仿佛一夜间沦为一块凶险之地 。愿意来逛卖场的人越来越少，刘伟察觉到，“销售也少很多了” 。最重要的是，网上就能查到每个配件的介绍和价格，客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地相信他的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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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翻建的中关村E世界 。
衰落似乎成了必然 。2009年，一纸通知开启了“告别电子卖场”的倒计时，按照规划，中关村西区将修饰一新，被新兴互联网和科技企业全面取代 。
几年前，刘伟改了行，在科贸电子城一个小铺位里专心捣鼓网店 。面对科贸终有一天也要结业的事实，刘伟沉默许久：“你这是提我的伤心事啊 。”
“很难说是卖场需要我，
还是我需要卖场”
2016年从海龙大厦搬出来时，陈红站在门口，抬头望见“海龙”二字，默了默，“这是我奋斗了10多年的地方啊” 。她心情复杂，不知道海龙的关闭，对她来说是转折还是没落 。
陈红把营业执照迁到对面的科贸大厦去，但每天上班时，还是到四环边儿下车，先路过海龙，再经过天桥，才能到达科贸的柜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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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鼎好大厦的摊主将摊位和货物搬到一街之隔的科贸大厦，作为暂时落脚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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