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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餍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誇，非道也哉!”庄子说：“五色不乱，孰为文綵？”到了韩非子：“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直接说“文”是儒这个蠹害的大帮凶。“文”，在道、法、墨家那里是清一色反对；而在孔子那里却津津乐道，仅《论语》中就出现了24次。孔子无疑是中国“文”之集大成者，给社会人生崇尚文明文化注入了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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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孔子把“文”与人们的善美行为德行联系起来：“文”，指向了人的善行善为。孔子有一项伟大贡献，是把学习从贵族殿堂着力扩大到下层社会，并且把学习作为完善人生、成就圣贤的不二法门。甚至把学习看作是人类社会一切文明进步的标志，“文”也进入了崇高的境地：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
这位卫国大夫姓孔名圉的孔文子，“文”是不是他的谥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孔子把“文”与“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学习态度联系起来，强调因为好学、下问才称谓他为“文” 。身为大夫高官，正处于礼崩乐坏之际，他不仅好学，而且能安然向身份低年纪轻的人请教，实为难能可贵。孔子在此讨论“文”，意在倡导一种文明进步：好学、好问应当成为社会人生的一种风尚和一种气象。
还有一位公叔文子，他的“文”不是学习上的善行，而是推荐人才上的善举：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论语·宪问》）
这位身为卫国大夫的公叔文子（即公叔发），能把自己的家臣、出身低微的僎荐举做了与自已平起平坐的官职，孔子肯定他够格称为“文”（也无须拘于谥号之说，作为德行称赞倒很确实），这更是难能可贵的个人道德修养的大胸怀、高境界，这也是“文”的境界。
孔子肯定了这两个人的“文”，因为他们的行为德行具有善美性、引领性、方向性，可以成为社会人生崇尚与遵循的现实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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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孔子把“文”与国家的善美政治文化联系起来：“文”，指向了善柔的施政行为。孔子推崇周代乃至三代的是“文”，而不是“武”，这种取舍就把治国的根脉归向了以“文”治国的航道：
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字面的意思是：孔子说，周代参照夏商两朝制订出丰富多彩的“文”，我主张遵从周代的“文” 。郁郁，辞书解释：文采显著。这里的“文”包括了礼乐在内的引以为优秀的一切政治文化，是人文的精华。孔子赞美尧时说“焕乎其有文章”——尧那个时代有着光辉的“文”的杰作。这样说来，夏商周三代有一“文”相承，代代相传，孔子进而把它提高到“道”的高度，认为治国里面的这种“文”是一种人力之外的发展力量: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这里的“文”，是与天意、天道、人外力量相伴，它的生灭不是人的意志可以左右，如同我们说的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那样，“文”在治国中永远是主流，治国的根本经验就在于“文” 。正是这一点奠定了孔子治国主张的基石，他的德治、礼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近者悦，远者来”，“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等等，都是以“文”治国理念的丰富和展开。
将“文”上升为治国经验和社会发展总趋势，应当看作是孔子的伟大发现和至当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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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孔子把“文”引入了完善自我的广阔领域：“文”，指向了人生善美之路。文，是“成人”的必要条件。子路请教怎样才算真正意上的人即“成人”（朱熹说“成人”是“完人”），孔子说：“若藏武仲之知（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 亦可以为成人矣。”如果有智慧、不贪欲、很勇敢、多才艺这四样还算不上“成人”，必须经过“礼乐”的熏陶和打造，也就是要经过文明化的过程、具有了人文精神，才称得上“成人”，一点不沾“文”的边，肯定成不了人。
文，是成就君子人格的重要方面。孔子说，成就君子就是要将外在的“文”与内在的“质”修养达到中和之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文”所代表的是，礼乐文化之上的具有中和之美的人文精神，没有这一点就没有君子这一理想人格。如果没有内在的质朴与本真，只是进行外在美化美饰，这就成了“巧言令色鲜矣仁”，就会像子夏说的那样：“小人之过也必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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