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驻外国公使郭嵩寿：因崇尚西学被免职( 二 ) _清政府

中国对外派驻常驻公使，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标志，当然，是在屈辱中被迫走向世界。
郭嵩焘被任命为出使大臣的消息传来，他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认为中国派使出去“徒重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为” ，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 。“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 ，与汉奸一般，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而李鸿章却对他出洋表示鼓励、支持。为了表示“平衡” ，清廷任命了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刘锡鸿(字云山)担任副使。
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此正合郭氏之意，他早就想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国人从“天朝上国”、视异域文明为异端的迷梦中惊醒。经过几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于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立即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行》寄回总署。在日记中，他不仅客观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如见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却秩序井然，他不禁叹道：“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 。盛赞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 。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 “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 。“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有人上奏，认为应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行》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 ， “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但在朝野的一片反对声中，李鸿章却对郭嵩焘的《使西纪行》表示支持。郭嵩焘出洋后，李鸿章与他密切通信。在1877年5月9日给郭嵩焘的信中，李鸿章说从总理衙门得到他的“行海日记”后自己“循览再四” ，赞扬其“议论事实，多未经人道者，如置身红海、欧洲间，一拓眼界也” 。在1877年7月11日的信中，他更鼓励说：“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 ，但二十年来自己仍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兴办洋务，因此更感郭的“崇论闳议，洵足启发愚蒙” 。在给他人的信中，李鸿章为郭甚抱不平：“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