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笔架和拗县令：明朝海瑞为何会成为清流模范 _笔架

在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儒学担任教谕一职，是海瑞仕途的起点，而他在这一时期获得的“笔架博士”的外号正好彰显了他为人为官的性格特征，他后来的仕途发展和受挫大致上都是因为这种不事权贵不懂阿谀的性格。
海瑞虽然性格狂狷、执拗，但是担任南平县儒学教谕四年的功绩有目共睹，因此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春天被擢升为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知县，在广泛调研后，他认为地方官员“剥民以媚人，多科而厚费”，而这直接导致了老百姓“惫困不能安赋役，朴直不能胜奸强” 。针对此情此景，海瑞不畏强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即便是触及朝廷权贵也无所畏惧，因此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拗县令” 。
海瑞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时年35岁）在琼州参加乡试，写有《治黎策》分析海南黎患不绝的原因，并提出开通十字路等主张，因此得中举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三十二年（1553年）连续两次进京参加会试，但均告失败，决定就此放弃科举考试。而在这一年，海瑞接受吏部指派前往福建南平县担任教谕，从此开始了宦海沉浮。
恪守师道拒绝逢迎的“海笔架”
嘉靖三十三年闰三月，海瑞被派往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儒学担任教谕一职。延平府是当时福建所属十邑之一，而南平又是其中的大县，县儒学历史悠久，设施相对齐全。县儒学是一县最高教育机关，教谕是其中的最高长官，但是职务是很低的，《明史·职官志》说：“县，教谕一人，训导二人。”可以说，教谕一职在较为完备的封建官制史上连“九品芝麻官”都算不上。但是这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海瑞来说，却是一个颇具光荣感和使命感的职务。他在后来撰写的《兴革条例》中如此说：“教官掌一邑之教，门下皆凡民之秀，所事事比俗吏簿书词讼不同。师道立，善人必多矣。于以推之，功效不浅。”这是对教谕职务的认知，也是自己使命感的体现。
明朝中后期以来，社会风气日益腐败，县学风纪遭到严重破坏，生员中学业优秀者寥寥无几。作为县儒学的负责人，海瑞上任伊始，依据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所定的五条学规以及朱氏弟子辅汉卿总结的“会萃六事”，并结合自己在琼州读书时的切身体会以及南平县儒学的实际情况，制订颁行《教约》十六条。《教约》对生员在修身、处事、待人接物甚至作息、礼仪等方面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告诫他们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在整饬学风、提高生员道德修养和学识水平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在海瑞看来，接受教育的重要前提是德育，因此《教约》十六条中有相当多内容涉及到德育的问题。例如第九条就明确说：“诸生接见上人，会典诸书明有礼节。今后于明伦堂见官，不许行跪，学前迎接亦然。本学在郭外接官，不许离关门出郊野。宪司官至本县，一见后不许再同有司行三日揖。有犯于各衙门，罪人也，亦勿得免冠叩头，奴颜哀免，自贬士气。”作为知识分子，应当有相应的骨气，绝不能奴颜婢膝，自贬士气；作为学校，更是要维护师道尊严。海瑞是这样说，也是以身作则的。南平儒学的成绩引起上级的关注，御史前来检查工作，海瑞带着两名训导前往迎见。在古代官场，下级迎接上级行跪拜之礼是常见的。面对上级，两名训导跪地相迎，而海瑞却拒绝逢迎，只站在两人中间行抱拳之礼。这三个人两低一高，活脱脱一个“山”字，俨然一个笔架，让御史大为恼火，训斥海瑞不懂为官礼节，并且讥讽为“安所得山字笔架来” 。但是，面对训斥，海瑞不但不认错，反而不紧不慢地说：“此堂，师长教士地，不当屈。”（《明史》）意思是说学堂是教书育人的圣地，不应当屈身施礼。海瑞因为这一惊世骇俗的一站，从此被人冠之以“笔架博士”的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