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理解严复：纪念《天演论》发表一百周年( 四 ) _天演论

即使我们承认进化过程是一个历史事实，并且承认进化是朝向某种类型人类生活的出现，也不能得出它是道德上最可赞扬的。正如赫胥黎看到的，适于生存与道德上完美并不必然是一回事。其实，即使在严复大力鼓吹深信文明优越性的早期，他已有了类似的思想。他一开始对西方近代文明就不像后来很多人那样，持毫无保留的赞美态度。相反，他认为近代西方文明远称不上“至治极盛” 。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近代西方文明不仅算不上“至治极盛”，而且与之“相背而驰，去之滋远也” 。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使得少数人有可能控制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能力和手段，使得贫富贵贱之间的距离日益拉大。现代文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使得一些人作奸犯科，危害社会与人类的可能性和程度也大大增加。因此，严复对于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始终持警惕态度。到了他晚年，他更将这些负面效应归之于进化学说：“自物竞天择之说兴，大地种族，各以持保发舒为生民莫大之天职。则由是积其二三百年所得于形数质力者，悉注之以杀人要利之机。”值得指出的是，严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通过对维多利亚鼎盛时代的英国社会的亲身观察和体验发现现代性所包含的严重问题的。严复对于现代性一以贯之的批判，足以证明他思想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证明鲁迅说他是十九世纪一个感觉敏锐的人，是何等的正确。
严复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他对西方思想能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而且还在于他几乎一开始就对现代性有异乎寻常的认识。他并不仅仅把近代中国的命运视为一个只与中国有关的特殊事件，而是已觉察到了它从属于全球现代性的性质：“后此之变，将不徒为中国洪荒以来所未有。其大且异，实合五洲全地而为之。”中国要想自存，没有其它选择，只有努力去适应这种形势及其要求。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积极鼓吹向西方学习，并身体力行。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任天为治，满足于指出所谓的历史必然性，以强调历史必然性来取消价值判断和道德批判，因为这等于是取消了自由。严复无法像后来的进步一历史主义者那样，以历史必然性自慰，而对现代的种种苦难和弊病视而不见，因为他决不认为现代就是历史的终结，或人类理想的完美境地。作为一个真正的经验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他无法以现在为代价来换取一个虚幻的未来。
当然，在进步一历史主义者看来，严复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正好证明了他的“落伍”与“倒退” 。在他们看来，既然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实现现代化，那么在现代化实现之前，一切对现代性的批评都只会阻碍现代化的实现，助长反现代化势力的气焰，所以不是“保守的”，就是“反动的” 。西方社会由于已经先于我们而现代化了，批判现代性在西方也许有积极的或正面的意义，但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只有消极和负面的作用。毋庸赘言，这种思路的理论预设，正是线性单向进化论。
持线性单向进化论的人大都是进步主义者，相信人类历史发展只有一条“共同的道路”，走在前者为优，走在后者为劣。发展本身就是进步。却未能进一步思考，历史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进步？近代以来，人们惯于将历史发展与自然发展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有极大的不同。这不同就在于，自然发展没有目的，而历史发展是有目的的。历史总是人的历史，目的是人的本质特征。人是自身的目的，也是历史的目的。虽然由于自身的历史性，这个目的本身并不完全确定，但它却使历史有了一种意义，我们可以据此来对历史本身作出判断：而这判断又构成我们自我理解的主要内容。进步与否，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