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学的意义是什么 _儒学

1986年，方克立先生启动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项目。方克立先生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西化派、新儒家思潮看作是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三大思潮的一部分。方先生尤其强调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得失。通过编学案、研究资料和人物研究，课题组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同时也使梁漱溟、熊十力、钱穆，特别是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的作品逐渐为人所知。就我个人而言，我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系，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于中国哲学的认识，也使我对儒家思想产生了兴趣。
干春松
方先生当时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许多学者参与研究，在一段时间之后，此课题组中学者也产生了分化，其中的一部分学者逐渐开始同情新儒家。据说有一位学者后来专赴香港，向牟宗三先生磕头拜师，算是正式登堂入室。这意味着有一些学者的角色也产生了转变，由研究者转变为“信徒”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化程度的增加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一方面，经济的增长，激发了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另一方面，学术规范的转变也刺激了国学热的兴起。这两方面都促进了新儒学在更大的范围内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如何理解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学的意义是什么】经过长达百年的被否定的命运，儒家开始了“一阳来复”的新局面，儒学的因素又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例如北京大学的“儒行社” 。所谓“儒行”，出自《礼记》里的一篇，其实可以看作是当时儒家的行为规范，在北大有很大的影响力，这说明儒家思想在高校的影响力。
二
现在我们回到正题，“新儒家”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在于“新”，所要突出的是这种思潮与历史上的儒家思想的新发展。新儒家的最早出现应该是在1924年前后，冯友兰先生用Neo-Confucianism“新儒家”这个词来概括宋明理学，以强调其与先秦儒学的不同。宋明时期的儒家思想和孔孟的儒家思想，无论是在论题，还是论述的核心概念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大家常将宋明时期的儒学看作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先秦儒学主要讨论的是诸如仁政、仁义、礼之类的问题，到了宋明以后，核心的概念变成了“天理”“人欲”“致良知” 。不过我们今天来谈“新儒学”或“新儒家”，并不是要跟大家谈论程朱、陆王的思想，而是要讨论近代出现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展开其文化追求的一种思潮，与推进这样的思潮的一个群体。为了与宋明时期的儒学相区别，所以我们有时也称之为“现代新儒学” 。
北京大学儒行社组织讲座。资料图片
以往我们思考现代新儒学思潮，认为这个思潮起源于对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的一种回应。以陈独秀和胡适、鲁迅为代表的知识群体，认为中国需要一种观念上的革新。他们将近代以来中国的失败归咎于儒家传统对于专制权力的支持和个性独立的压制，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要摆脱落后，达成富强，就必须彻底否定儒家伦理价值。新文化运动对儒家的否定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打倒孔家店”，经此运动，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个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结论：儒家死了。这种说法经由鲁迅、巴金等小说，传播既深又远。
三
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关于现代新儒家开端的观点，都是以梁漱溟先生为肇端。理由就在于梁漱溟先生对新文化运动中所持的文化观进行了批评，通过文化发展的不同路向，指出中国文化依旧具有生命力。
梁漱溟先生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原则下被聘请到北大教书。当时梁漱溟写了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引起蔡元培的注意，于是说你就来教印度哲学吧。他在回忆录里面说，蔡元培找他当老师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印度哲学是怎么回事，只是写了佛教的文章，而蔡元培要的是教印度哲学的人。这大概也算是英雄不问出处。梁漱溟于是就去了北大教书，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就在一起。他很不赞同陈、胡、李的诉求，因为他们的诉求之中有很强的新和旧的对立。梁漱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社会结构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如果中国和西方的社会结构有很大的差异，即使中国人天天读西方的书，也不太可能让他们很快就变成一个西方人。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性的认识后来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进行了一个很核心的表述，叫职业分途与伦理本位。中国人与人之间分别对应的是职业的分别，凝聚中国人的关键力量在于伦理性，是人与人之间道德意识，而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是一种契约的精神。他认为，中国有可能吸纳西方的新的团体生活的方式，也强调中国必须有新的政治习惯，要培养出契约的精神。但是，他认为，既然中国文化的底色是职业分途与伦理本位，中国的文化也应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他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社会发展模式并不是如进化论所提出的那样，是旧的向新的，差的向好的这样一种单向度的发展，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的发展路向，这条发展线路既可以是中国式的，也可以是印度式的，也可以是西洋式的。他提出三个路向，完全是针对单向发展论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相当于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1919年的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协议击碎了新文化运动诸公对于“公理”的幻想，这也直接导致了思想界的分化。学生们以愤怒抗议来抒发爱国热情，而思想家则要从文明的价值等角度来思考西方现代化运动的多重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