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社会学：从消失到显学张乐天世界之最 _张乐天世界之最

1996年，费孝通。摄影/王文澜/FOTOE
重建社会学：从消失到显学
本刊采访人员/李静
发于2021.12.20总第1025期《中国新闻周刊》
第一次见到费孝通，周晓虹刚满27岁。那是1984年10月17日，正值南开大学65周年校庆，上午10点半，周晓虹和班上的同学没去参加校庆，而是在主楼的教室里，等从北京赶来参加南开校庆的费孝通专门和这批他为重建社会学而招进南开的年轻人见面。
社会学这门学科，自1903年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肆言》传入中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国已有20多所大学开办社会学系，产出了陶孟和的《北平黄包车夫生活状况调查》《北平贫民生活费之分析》，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等多部当时具有极高社会价值、如今已成为珍贵史料的成果。
1952年，仿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时，社会学系被取消，社会学的一切课程被取消。直到1979年，邓小平提出“社会学要补课”，已年近古稀的费孝通才又举起大旗，组织重建已中断近30年的中国社会学。
周晓虹所在的班是费孝通主持、在南开大学开办的社会学研究生班，之前还有一届，是从各大学推荐挑选的为期一年的专业班学生中再选出的。1984年，从周晓虹这届起，社会学研究生班恢复考研制。后来，这两三届由费孝通亲自授课的学生，很多进入各地大学参与组建社会学系，成为社会学恢复与重建后的第一批青年学者，南开大学的社会学班成了社会学的“黄埔军校” 。
2019年5月，周晓虹主持走访了四十位在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中成长起来的华人社会学家，记录这一重建历程，编著成书——《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于2021年5月出版。
中国的社会学，从传入到大学建系，再到实地调查研究开展学术活动，曾花费了两代学人的心血，四十年过去了，社会学在中国重建，又经历了两代人。
社会学的“黄埔”
张静本科的专业是哲学，她发现这种跨界在他们班一点不稀奇，同学周晓虹本科最早学的是医学，胡荣的专业是政治教育，方宏进是计算机……大家从不同专业走出来，唯独没有学社会学的。他们多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或第二届大学生，在那个年代，本科教育尚无社会学专业，南开考虑到这一点，所以社会学研究生班兼容并蓄，什么专业的学生都招。
1993年，张静(左一)在香港中文大学与高锟(左二)、郑杭生(右二)、李沛良合影。
张静、周晓虹和他们的同学对这门已经中断27年的专业几近一无所知，社会上更是不明白社会学学的都是些什么，他们多数因为对费孝通的仰慕而来，也因这门学科正在重建而充满好奇与求知欲。
既然尚在重建，学校面临的最大难题便是没有师资。费孝通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家住北京，公务繁忙，常常抽空到天津给学生上课，从他研究的小城镇问题讲到西北开发，但他一个人应付不了三十几个研究生班的学生。而南开刚刚组建的社会学系，老师都由其他专业转过来，接触社会学的时间并不比学生长太多，不要说开课，有的老师甚至也考入研究生班，和学生一起学习，既是学生的老师，也是同学。
周晓虹记得，有几个学生觉得不满，包括他自己，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去找系主任苏驼理论，苏驼和学生们进行了一次深谈。那时，重建社会学的座谈会虽然开了，也有费孝通这样的泰斗领衔，但很多高校对此颇有顾虑，曾经的“帽子”让他们心有余悸，不敢轻易迈出步子。南开以前没有过社会学专业，没有取消社会学的经历，思想上没有包袱，苏驼本人对社会调查也有偏好，这才接下了这副担子。周晓虹还记得苏驼当时说的话：“我知道我们没有这个条件，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我们不做，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社会学重建起来？所以我就想，我先把它搞起来，尽可能在外面请一些人来，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自己去读书。”了解了个中原因后，再没有人和苏老师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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