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6月，杨庆堃的学生李沛良带领香港中文大学教师到访内地，支援社会学讲习班教学 。那是他生平第一次用普通话授课，每周上课五天，每天讲三个小时，但是毫无倦意 。他记得出发前还收到杨庆堃的信件：“你们之能去北京，去讲授被禁了30年的社会学，是个创举，来之不易 。”
暑期班学员计划招收40人，但开班后，北京高校、机关和研究单位闻讯前来听课的人远超计划，最多时有近百人 。原本是空架子的社会学研究所，1980年至1981年调进10多名研究人员 。
不止进讲习班授课，李沛良等人还充当起中间人的角色，积极促进两岸三地社会科学的学术交流，自1983年开始，协助筹办了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 。在那个时代，开辟出一条两岸三地学者不受政治阻隔、在一起讨论中国人自己事情的学术交流渠道 。
再之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开始招收内地研究生，帮助内地社会学重建培养人才，张静是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 。在香港，她最大收获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能随意乱说，而是需要证据、逻辑，并进行清晰论证，还有就是国际视野，防止认知的局限形成障碍 。1995年，她把这些都带回了内地，带进北大 。
此时，中国社会的巨变和社会学的复苏开始吸引世界主流社会学界的目光，不少一流学府的学者加入了研究中国的行列 。周雪光同样是1977届的大学生，大四时参加过南开社会学班的一年培训，之后获得斯坦福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又进入康奈尔大学工作 。90年代初，他对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产生极大兴趣，他申请从事件史角度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的项目获得系里两位知名学者加盟，最终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资助 。
1993~2003年，他将研究成果汇集，先后出版英中文版《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1949-1994）》，但常年沉湎于统计模型和数据资料中的研究，让他感觉自己距离中国社会活生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远 。2004年，他回到中国，从量化研究转向田野 。
2005年春天，周雪光找到一个乡镇，每年抽两三个月待在那里，和基层干部相处，一直持续到2016年 。这10年间，他也在北大、清华、人大等多个内地学府授课、带博士生，参加国内社会学学科活动 。从2005年开始，他和几位学者同仁一起做组织社会学论坛，到今年已经举办了17届 。很多学生或年轻教师在论坛报告他们的研究内容，会议组织评论，推动青年学者的发展 。
经历过插队、求学又奔赴海外深造的经历，给周雪光提供一个好处，即跳出具体情境，以纵观和跨文化的角度看事情 。他对华裔历史学者黄仁宇的一段话深有感触——“我阅读的东西，听过的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只有在我迁居多年后才产生意义 。由于离主体很远，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轮到我说：‘我懂了 。’”周雪光并不认为在国外待足够长的时间，人们的看法、认识就一定对，“但它是独特的，是放在不同的参照框架之下的 。如果长期生活在一个环境中，会对许多现象习以为常，借助比较的视角，就可以提出新的问题来 。”如今在斯坦福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的周雪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
2006年，周雪光(左)从事乡村选举的田野观察 。本版图/受访者提供
从隐学到显学
发展到21世纪，曾经命运多舛的社会学已经枝繁叶茂 。截至2006年，全国共计有72所高校设置了社会学本科专业，但相对于与老百姓过日子息息相关的经济学、便于故事化借大众传媒传播的历史、文学、哲学、甚至政治学的分支国际政治学等学科，社会学无疑不是显学，学者们隐匿在书斋中，几乎无一人破圈到普通民众面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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