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废纸”在张乐天眼中有连城之价 。
在复旦大学参与筹建会学系工作一年后，1988年张乐天加入华东理工大学创办文化研究所，他有了相对充裕的时间和经费 。于是他扎根曾经插队的浙北农村，一麻袋一麻袋地搜罗农民的书信、日记、记账本，收集了达百万份级别的材料 。如今担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的张乐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你们想象不到有那么多那么全的资料，二十多年人的活动应有尽有 。详细到每个人每一天几点钟在做什么，比如某人某年某月某日去集市买个小猪，买来多少斤，卖出去多少斤；比如大队书记的工作笔记140多万字；比如给亲人写封信……”张乐天因此在学术界收获一个美名：收废纸教授 。
在收集来的农民书信里，张乐天发现社会变迁的真实细节 。例如1950年的大量通信描画出社会秩序怎么建立起来；“文革”后期的大量民间材料里，能清晰感觉到改革开放的基础是什么 。1970年代中期出现大量的上访信，一种是申冤求平反的，认为在“反右”“四清”等运动中自己遇到错误处理 。另一种是检举谁谁在“文革”时候做坏事现在却在做领导，弥漫着“去革命化”的气氛 。
第一代社会学学者多数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他们对农村不仅了解，且有切肤的感受，8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大潮给农村带来巨大的社会变迁，那时中国的社会学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关注农村 。据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统计，仅在1989年至1992年三年半的时间里，除几种公开出版的社会学专业刊物外，全国有百余种报刊发表了300余篇有关农村社会学的论文 。
此时，刚刚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正在考虑博士论文题目的周晓虹也同样把目光投向农村 。费孝通199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曾感慨，以往社会学者对中国农民的研究主要限于人文生态层次，忽略社会心态层次 。受此启发，周晓虹以昆山周庄镇和温州乐清虹桥镇生活的农民为研究对象，完成博士论文《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并在1998年出版 。
这一年，经过近10年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张乐天也出版了自己的成果《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从未与张乐天有过任何往来的费孝通在看过书的初稿后，为此书题写书名，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部部长陈锡文作序 。在书出版前，1991年日本NHK就来找他拍纪录片，放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章节里 。
张乐天总说自己是野路子出身，一本描画中国乡村梦想和图景的书出来，才使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学圈都认识了他 。此时，中国的社会学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逐渐恢复元气，一些社会学用语逐渐普及化、大众化，例如“农民工”一词，就是由社会学家张雨林于1983年最早提出 。国际上，中国社会学逐渐吸引主流学界的目光 。1995年，中国举办亚洲社会学大会，2003年举办世界社会学大会 。中国的学者也开始不断走向海外，而不是仅仅站在自己的房子里论短长 。“只有跑到房子之外，才知晓这些短长处于什么位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静说 。
“借助比较的视角”
1995年，张静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进入北京大学教书 。六年博士生涯，她师从第一批对内地社会学重建伸出援手的香港学者——李沛良、刘兆佳 。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第一任所长费孝通苦于社会学急缺人才 。大学尚未建系，不能招生，费孝通决定从高校和研究单位选拔青年人，经过短期培训，充实到社会学研究与教学单位里 。在他燕京大学的老同学杨庆堃多方筹集资金的帮助下，在北京连续办了两期为期两个月的社会学讲习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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