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是谣言导致的大灾难：曾国藩与天津教案 _天津

导读：当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天津附近不断扩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
1870年7月2日，农历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国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遗嘱。他说，他行将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他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恐致激起大变”;并表示，“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自从咸丰三年组建湘军以来，他就誓死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这一年，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5月16日，他的日记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5月21日，他乞假一月，开始卧床调养。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块烫手山芋。
和朝廷谕旨同日抵达的，还有来自江西，他为自己做棺材订购的建昌花板。这个巧合让曾国藩心有戚戚，他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为此，在调阅津案文牍、与幕僚反复商议之余，他开始以平淡、略显悲凉的心境，细细交代着自己的一应后事。
他说，此行若死，灵柩应归湘安葬，“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他说，他的历年奏折、生平文章，可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 。
对于身后诸事，他事无巨细，一一道来。然而，与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样，在这份遗嘱里，后人看不到他对天下大势、对国家前途的任何评价。恰恰相反，“勤”、“俭”、“孝友”、“祥瑞”、“不忮”、“不求”……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人想起一个老年的农夫，一种寻常的乡绅形象。似乎，在组建湘军、平定叛乱、出将入相、一生功业已达极致之后，这个青年时曾以“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自期的传统士大夫，这个师法孔孟、兼取百家的“最后一个圣贤”，已经回到了他最初的来路。他苍老的目光，似乎仅限于自身、子孙和遥远湖南乡下的那个庞大家族。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而仅仅十几天以后，7月21日，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仅在天津激起了口诛笔伐，并且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一时之间，“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在“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氛围中，“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国闻周报》，第6卷第83期)……
天津教案——让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
那么，这份引发了轩然大波、让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的奏折，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在这份奏折的开篇，曾国藩分析了教案的由来。当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天津附近不断扩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后来，在写给国务卿斐士的一封信中，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也描述了传闻的盛况：“这种风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不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围许多英里的范围内，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 。
对此，曾国藩认为，该传闻“全系谣传”、“毫无实据” 。他说，来到天津后，他细细查问了几百名拦轿递禀者，挖眼剖心有何实据?结果“无一能指实者”;他也逐一讯问了河楼教堂的150余名中国教民，“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 。更重要的是，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