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用历史学参与历史的创造( 二 ) _历史学

有一句老话说，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历史，就是人类不断重复的过程。我们过去太过于相信“线性进化论”了，总以为我们今天比古人聪明，总以为我们现在比古人幸福，也总以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历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史无前例。其实，反观过去几千年可以检索的历史，我们应该相信章太炎的分析，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俱分进化，有古今之别，无古今之异。我们今天比孔子、孟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知道的更多，这不是我们比他们更聪明、更博学，而是我们生的比他们迟。
幸福的日子就是不断重复，今天的太阳和昨天一样灿烂，明天的太阳还应该像今天一样。只有不幸福的日子在不断改变，各有不同。因此，常态的历史进程，除去那样外在的要素，诸如王朝的姓氏，政党的称谓，特殊的政治历程，如果从一般历史情形去观察，今天的故事可能就是昨天的重演，除了换了演员，场景、情节、结局，似乎都没有多少新鲜。
熟读历史，不会轻言历史性的创造；熟读历史，应该能够为现实提供某种借鉴。孔子、司马迁、司马光，中国历史学家大都相信资治，相信通鉴，即便是比较纯粹的书斋学问，假如深究起来都有现实的大关怀。
预知未来，参与创造
历史学是一门关于过去的学问。老话说，无聊便读书。好像历史学就是一门消极的学问，是历史学家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选择。这种观点在过去的中国或许是真实的，但在现代学科建立后，显然不能这样看。历史学不仅记录历史，研究历史，而且预知未来，参与历史的创造。历史学家不再是失意政客无聊之后的消遣，而是有识之士、饱学之士的职业，是一项与政治家、企业家、教育家等职业选择大致相同的选择。
其实，在古典中国历史学家的眼中，并没有消极地将历史学视为一种无聊的学问，孔子知道之不行，退而修《诗》《书》，订《春秋》，让乱臣贼子惧。这既是孔子对历史学的定位，也是孔子以历史学为工具积极介入生活，影响政治，进而影响历史。此后，不论是司马迁，还是司马光，直至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可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他们以历史学为工具服务于社会，影响政治，应该说一脉相承，精神一致。
用历史学影响政治，参与创造，当然要防止“史学为政治服务”悲剧重演。史学沦为现实政治的婢女，是中国历史特殊时期的一个特例。在中国更久远的历史时期，其他的学术可能不甚独立，惟独历史，即便在极端专权的帝王面前依然保持着不屈不服的性格。中国的政治架构需要一个独立的史官制度，独立的史官制度反过来保证了中国政治架构有用、有效，假如历代帝王都像那个特殊时期要求史学家只为帝王唱赞歌，那么中国在过去两千年，就不可能创造辉煌的历史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