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因何脱颖而出成书圣：因唐太宗的帝王意志 _王羲之

“张钟二王”，指四位书法家：东汉张芝，曹魏钟繇，东晋王羲之、王献之。除王羲之外其他三人尤其是张、钟，不为普通大众所知。但在唐宋之前的书法史中，该四人通常被连并提及，有“四贤共类，洪芳不灭”之誉。那么，为什么会这样?以往学者对于这一问题多集中在晋末至唐初…
“张钟二王”，指四位书法家：东汉张芝，曹魏钟繇，东晋王羲之、王献之。除王羲之外其他三人尤其是张、钟，不为普通大众所知。但在唐宋之前的书法史中，该四人通常被连并提及，有“四贤共类，洪芳不灭”之誉。那么，为什么会这样?以往学者对于这一问题多集中在晋末至唐初的时间范围内探讨，并将四家书法地位此消彼长的过程归结为“质妍之争” 。本文通过增加考察“张钟二王”四家依次出现的年代和王羲之被奉为书圣之后的地位变化，进行进一步探讨。而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仅关乎四家自身艺术地位的高下，更可以从中挖掘出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诸多问题。张钟二王四家地位消长的问题，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经典话题，对它的探讨研究甚至可以引申出一条中国书法发展演变的脉络，而不同的时段又有特定的时代表现。
中国汉字书写发展到东汉时其自觉性已开始萌芽，就汉字自身来说，有两点因素促成其成为一门艺术之可能：一，正体字的简化;二，变体字的出现。从东汉开始，中国第一批留名于史的书法家群体诞生了。西晋卫恒(?-291年)的《四体书势》，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部书史著作，该书叙述了西晋之前的古文、篆书、隶书、章草四种书体发展的情况，并对中国早期有名可载的书法家勾勒出一段比较清晰的传承谱系。张芝的“草圣”之名，也正式出现于此书中。从书史记载中可得验两晋时期张芝、钟繇书法为世人所好，并成为世家大族的追捧对象。后来的王羲之(303年-361年)在《自论书》一文中说：吾书比之钟、张当杭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吾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其余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可以看出尽管王羲之认为自己与张芝、钟繇二前辈有比肩的书法成就，但从“吾书比之钟、张”语境不难看出，张芝、钟繇乃为当时的大家。
【王羲之因何脱颖而出成书圣：因唐太宗的帝王意志】
在两晋时代的书坛，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社会的整体风尚还是崇尚以张钟为代表的汉魏古法。可以说从汉末张芝、钟繇宗师地位的形成，到东晋中晚期王羲之、王献之的出现，这段书法史可归结为古今之变阶段，反映了如何面对传统古法的态度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不单单是书法家自身主观意志的表现，更是受整个社会奉行的价值理念所影响。众所周知，汉禅于魏，魏禅于晋，若从正统性的角度评判，南渡后的东晋王朝一直是把汉魏传统奉为己任，以南渡世家大族所主导的文化体系更愿推崇具有汉魏古法的张芝、钟繇书风以表明自身的正统根基，而同一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从蛮荒走向汉化，他们亦为标榜自己所占据的“地理正统”而不得不接受前代汉族王朝遗留下的文化，这正是新旧时代更替之际所面临的必然选择。但到了东晋中期之后，南北方对峙大势已趋于稳态，时代与传统的间隔亦逐渐远去，新生代的人们不由产生新思想，二王新体书法的生成环境亦油然发生，最终必然赢得广大信徒。
从南朝开始，文艺理论的发展进入蓬勃期，二王连同钟张四家艺术地位孰高孰低的讨论一下子热闹起来。我们看到在南朝至隋唐的诸多书学著述中，将张钟二王并提的说法屡见不鲜。由此引发了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质妍之争——四家之中到底谁为第一?最终的结果是王羲之脱颖而出，在有唐一代被确立为“书圣” 。但这一过程却值得思考，通过分析，我们将明白这种结局的出现具有历史必然性。首先，罗列出南朝各时期论者对四家的排位情况。第一种出现的排位是南朝宋虞龢给出的，王献之居首。虞龢认为，书法从古至今的发展越来越妍美，而爱美是人之常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家之中王献之年代最晚，妍美最为成熟，当然是为世人最爱。依此类推，钟、张则最古朴，排名最后了。第二个排位是南朝梁袁昂给出的。在其《古今书评》中，不分时代先后，首列羲献父子，而后钟张，并将羲献提到了和钟张一样的宗师地位，所谓“四贤共类，洪芳不灭”，这在书法史上尚属首次。可以看出，袁昂的排位此时还是接近“妍”的标准，但与虞龢相比则有所节制，或许认为小王过于妍美，不宜居首，这也就为后来梁武帝抑妍崇质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