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因何脱颖而出成书圣：因唐太宗的帝王意志( 二 ) _王羲之

萧衍，即梁武帝，南朝梁的建立者。他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古今书人优劣评》中明确将钟繇提到了四家之首，并且得到了陶弘景、萧子云等大家的附会。到了庾肩吾(487年-551年)的《书品》，按三等九品的原则评点了东汉至南朝梁百余位书家，张芝、钟繇、王羲之被列为“上之上”，王献之则被列为“上之中” 。于是，“四贤共类”的说法在此被打破，“四贤”变成了“三贤” 。以上，即是南朝不同时期对二王钟张四人书法地位的排序。可以看出宋齐时代，妍美的社会审美趣味盛行，王献之一度被推向神坛，而后的一百余年经过袁昂、梁武帝、庾肩吾等人一步步拨乱反正，小王又被拉下神坛，张芝、钟繇的宗师地位得以恢复，质妍之争终于以崇质的胜利告一段落，而在这一过程中，张芝、钟繇早已远去，成为世人遥尊的历史记忆，王羲之地位却慢慢稳中见升了。
四家排名这样翻来覆去，背后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众所周知，南朝诸政权的创建者们，大多起于寒门，靠武力资本篡夺统治权柄，而像郗、庾、王、谢这些昔日大族，在政治运转中早已式微。另一方面，南方发展多年，基础渐厚，汉魏古风早已远去，所以文化上也就不必一如既往恪守古法，新书体发展变化更容易被新时代人所接受。所以这一时期书法史的发展实质是人们在新时代下对朴拙、妍美不同风格问题的不同选择，即质妍之争。不过通过时间证明，过于妍媚的小王书体不能长久，过于古拙的张钟书体更不受青睐，因此权衡左右，时代最终选择了不偏不倚的王羲之。
《采古来能书人名》在评各家书法时，多用“善某书”来介绍某一书家专长，而介绍王羲之时，用了“博精群法，特善草隶” 之辞，“博善群法”是其他书家未享有的，而“特善”则说明全能之下还有专长。历史的选择是中和的选择，综合的选择。王羲之书法上集张芝、钟繇之大成，下避小王之媚趣，诸体兼备，质妍兼得，其在书法史上最终能够脱颖而出，当为历史必然。二王钟张的排名，在唐朝发生了彻底性转变，王羲之被确立为“书圣”，这很大程度是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官方统治阶层推崇的结果。
应该说，唐太宗的帝王意志是王羲之进位为“书圣”的关键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其实在《晋书》修成之前，初唐书法家欧阳询在其《用笔论》中就说“冠绝古今，唯右军王逸少一人而已” 。唐之后的人亦有不少人对张钟二王的成就反反复复作出评价，不过最为公允客观的，当属盛唐时期的张怀瓘，在《书断》的结尾处，张氏指出张钟二王“妙各有最”，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贯彻到底。因此在其诸多著述中一直是使用分类排序法对二王钟张进行排位。有唐一代，由于唐太宗的推捧，欧阳询、虞世南等书家的实践，李嗣真等论家的响应，王羲之终于被推上了神坛。到了宋代，洋洋大观的《淳化阁帖》一半篇幅竟为二王书迹，更可谓气势撼人。至此，千年以来书圣王羲之的光辉形象生成了。
南朝梁武帝萧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评王羲之书法：“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唐代李世民在《晋书》中说：“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经过不同历史时期两位皇帝的评价，似乎王羲之的成绩已被盖棺定论。但是人类的认识往往又是不断变化的。张怀瓘是一位反太宗权威的理论家，在盛唐时期提出相反观点，其《书议》中说：“逸少则格律非高，功夫又少，是以劣于诸子。”更言“逸少草有女郎材，无丈夫气，不足贵也” 。与之前梁武帝、唐太宗的溢美之辞大相径庭。这些言论的出现，与大唐王朝书法的发展状况不无相关。到了盛唐时，人们的认识已不局限于王羲之书体模式之影响，毕竟王羲之时代只是新体初创的时代。当盛唐时张旭怀素酣畅淋漓的狂草(大草)产生，中唐时颜真卿厚重雄浑的楷书出现，初唐时王体字一枝独秀的时代便已不复存在了。此时，唐人通过“二王并尊”的方式来打破“一王独尊”的局面。而到了宋代，宋太宗时《淳化阁帖》的刊刻正是对“二王并尊”观念的最好展示。在尚意的宋代，黄庭坚、米芾等大家更是成为王献之的追随者，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说：“中间论书者, 以右军草书入能品, 而大令草入神品也。”米芾则更加不客气：“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也。”此外，黄庭坚又把王羲之的前辈张芝等人拉出来说事：张芝书状二十许行、索靖《急就章》数行，清瘦绝劲，虽王氏父子，当敛手者也。今之学书者，知有二王，而不求之二王之上，亦未为善学二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