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因何脱颖而出成书圣：因唐太宗的帝王意志( 三 ) _王羲之

其实在宋代之后，张芝、钟繇的印象更加远去，而唐代诸家的新近成就又处在眼前，因此书坛上偶像崇拜的问题开始不仅限于“张钟二王”四家，在宋之后的书论中经常可看到唐宋名家成为世人追捧的新偶像，在此不必细述，总之这一系列问题反映出艺术的创作并不必守成，因为前代的经典随着时间的远去会变得渐渐模糊，而新时代又会面临新问题，只有创新才是艺术继续生存下去的必然方向。因此“二王并尊”，其实是将大王的经典范式与小王的创新精神并尊。其次，自隋唐科举取士制度确立之后，传统世家大族的社会主导权进一步退缩，到了宋代，国家政权彻底成为庶族地主出身知识分子的舞台，社会思潮及人的意识形态更加发生转折。强调不拘一格，推崇个性特征，成为艺术创作的新潮。如果说唐宋张怀瓘、徐浩、黄庭坚、米芾等人的言论尚属站在艺术创作的角度打破世人对王羲之的盲目崇拜，抬高王献之则说明艺术创新之重要性。到了南宋，则有人直言不讳地贬斥大王。终其目的，是为通过贬王书的方式阐述其教化理念，消除社会浮躁之风。
元明两朝，对二王书法的推崇依旧风行，且基本未有反王声音出现。尤其元代以赵孟頫为主导，复古晋唐，对王书的学习也直接影响了明清时台阁体、馆阁体书法的形成。清代中期，及至近代，书画领域忽然掀起了一轮轮的反王浪潮。绘画上反王画，提倡以书入画;书法上反王书，提倡以碑入帖。如包世臣在《艺舟双揖》中这样评点二王：右军真行草法皆出汉分，深入中郎;大令真行草法导源秦篆，妙接丞相。反倒是儿子比老子更接本源地气。何绍基《书评》中则批判王书：悬臂势如破空，搦管惟求杀纸。探求篆隶精神，莫学钟王软美。写字亦如做人，先把脊梁竖起。
这一切都与艺术创作跌入窠臼，金石考据兴起，乃至近代中华国运衰颓的社会大背景紧密关联。因此，王羲之推古出新，确立经典，有唐一代被奉为“书圣”，后来人所遇到的问题即是：面对王羲之这样一位不偏不倚，兼通正变二体的书法家，当其中和风格被奉为圭臬之后，后学者们是守成还是继续创新?即守变之议。通过上述对唐之后崇王、贬王历史发展的大致梳理，不难看出书法艺术创作实际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复杂过程，经典只是范式，而非法则，不同时代不同情况，加之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体现，既定的认识永远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而张钟二王的地位消长，只是艺术长河中的一个具体体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