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大量人员物资转往后方 _大后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尽管中国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看到的仍是连连丢城失地。随着上海沦陷，首都南京失守，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急，就在这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被称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了。而在这场光照千秋的大撤退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便是川人的民生公司与川地军民百姓。
著名的民生轮船公司是四川合川人卢作孚于1925年创立，战前主要经营重庆至上海的长江航运。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已拥有轮船46艘，总吨位18718吨，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长江航运的主力。
抗战爆发后，卢作孚临危受命，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自此，卢氏放弃了预定的欧洲之行(战前曾设想到欧洲旅行考察船运业务)，全力投身于反侵略战争的航运组织之中，并向他的员工明确提出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的倡议。随着华北陷落，淞沪战争爆发，南京告急，武汉面临威胁，民生公司奉命集中了所有的轮船，在两个星期内将四个师、两个独立旅的川军将士，由重庆、万县等地以最快的速度输送到了武汉前线。
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卢作浮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等在内的所有大小轮船公司的船只均归这个委员会指挥。主要的任务就是抢运战略物资入川。此时，从上海、南京和华北、华中撤退到武汉的工厂设备、战略物资，大批的军队和给养，以及故宫南迁的国宝等等，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运到西南后方。卢作孚集中川江中下游的所有轮船，在武汉保卫战的炮火硝烟中，日夜工作，紧急抢运。
1938年10月21日，广州落入敌手。25日，武汉沦陷，日军沿长江一线开始向西南大举进攻。至此，中国国土精华尽失，彻底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整个国民政府抗敌武装力量，已无一个完整的师可以继续作战。若论外援，除苏联赏赐的一点有限军援外，英美和其它所谓民主国家皆袖手旁观，几无片甲之赠。有些巧合的是，就在武汉沦陷的那天晚上，驻美大使胡适与奉命前往美国借贷的金融家陈光甫，正在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家中拜佛求神，竭求美国方面尽快为借款求援打开绿灯，以为身衰力竭，即将崩溃的中国政府“打一剂救命针” 。而这个时候美国的战略物资如钢铁等仍源源注入日本敌国。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决定中国不被灭亡的最后一线希望，就是滞留在武汉西部长江岸边宜昌城内的九万吨重要战略器材——这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并决定未来反攻的有生力量。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说道，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敌机已飞临宜昌，日军正向宜昌推进，而民生公司承担的任务，除了这九万吨极其重要和珍贵的战略物资，还有十万聚集在宜昌等待入川的军政两界要员及其部下与附属人员，外加一百万吨左右的零散物资和不计其数的难民，处境万分危急。当时国内重量级的船运实业家是浙江巨商虞洽卿和卢作孚，虞洽卿掌控的三北轮埠公司、中华公司轮船和鸿安轮船公司更大，总吨位达到9万余吨，主要在长江下游和海面上经营。但抗战爆发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被凿沉于长江下游，以封锁江面，尚余的4万吨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无法进入川江。当时可在川江行驶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民生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