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难吞的苦酒山海关大战( 六 ) _山海关

“炮声如雷，矢急如雨” 。双方苦战了大半日，直至下午时分，吴三桂开始支持不住了。就在他精疲力竭，精神处于崩溃之际，多尔衮抓住时机，突令清军出击。于是，清军三吹号角，呐喊三声，以白旗骑兵数万从吴三桂军右侧突入，“万马奔腾不可止” 。农民军不畏强敌，仍然奋勇拼杀，刘宗敏勇冠三军，但亦中箭负伤。由于农民军已与吴三桂军相持了大半日，伤亡者较多，而且力气耗费甚大，因此无法抵挡一直作壁上观、养精蓄锐的清军。
况且清军此次南来，出动人马将近二十万，加上吴三桂、高第的“关宁五万众”，自然是“胡兵似倍于流贼” 。这样，从力量对比上看，就是农民军初次作战，也不大可能占据上风。因为尽管农民军战斗力很强，但其对手清军和关辽边兵也都是久经战阵，装备上相差不多，这就决定了农民军在这场战斗中难免失败的噩运。在这种情况下，李自成(尽管他十万分不情愿)当即下令撤退，清军则乘胜追击，一直追出四十里开外，获得许多驼马和绸币。
如前所述，农民军山海关战败的因素是早已潜在了的：由于政策上的疏忽和战略上的欠妥，使招抚吴三桂军一同抗击清军的计划成为泡影;东征途中几度中计而失去稍纵即逝的宝贵战机，使农民军不能尽早消灭关上叛军、阻绝清军于关城之外;再加上战斗当中，清吴联军以多打少，战术得当，就更奠定了农民军的败局。但需要澄清的是，农民军东征并非一败涂地，他们在二十一日的攻城战中，在二十二日的围吴战斗中，都显示出他们英勇的斗志。
石河西一役，也并非像清代官书吹嘘自己战功时所说的：农民军“尸横遍野、丢盔弃甲、自相践踏” 。因为农民军败退到永平时，还有数万兵马。山海关之战中死伤的人员中，又有很多“胁从以及近乡驱迫供粮之民”，但抛弃了许多器物当是事实。无论如何，多于多尔衮来说，山海关之战的胜利意义重大，因为它为清王朝入主中原，实现皇太极乃至努尔哈赤的积年夙愿奠定了基础;对于他个人来说，决定性战役的胜利对于他独尊摄政的地位当然是一次最有效的巩固。
夜幕又降临了，两天来一直震耳欲聋的炮声和呐喊声终于停息了。清军追击还师，在关内五里扎营，渐渐地也没有了声响。公元1644年山海关前这场生与死的搏杀就此落下了帷幕。
就在农民军与吴三桂主力在石河西激战的同时，另有几支农民军分队在攻打北翼城和东罗城，唐通等也率军赴一片石“出边立营”，意在截断吴军北逃之路。当时北翼城的守将是山海关副总兵冷允登，面对农民军对此城的重点猛攻，他也拼命抵挡，几次打退农民军的攻击，但农民军为了“联络直下”，“故独日夜狠攻” 。这样，守城官军军心不稳，有些人企图作农民军的内应，使冷允登忙于“御寇防奸，内外兼顾”，城池看来即刻不保。东罗城的情况也同样不妙。当时除吴三桂在石河西与农民军主力接战，北翼城为山海关副总兵冷允登所率官军驻守之外，西罗城与东罗城都是由山海关士绅马维熙、吕鸣章等十人率乡勇“总理”、“协理”守城，据说东罗城当时“孤当贼冲，危急劳瘁，倍于两城”，显然也处在危急存亡之际。特别是入夜后，吴三桂与高第已将主力撤回城中，连十几里外屯驻的清军都听见“关上炮声，夜深不止” 。到黎明时分，吴三桂见形势不妙，又知清军已到关外，赶忙亲自出关搬兵。就在这时，“北翼城一军叛降贼”，农民军蜂拥而上，冷允登率亲兵抵挡，眼看不能遏止农民军的进攻，幸得吴三桂一支援军到来，才保城池未失。不几时，清军大举入关，战争的形势便从此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