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难吞的苦酒山海关大战( 二 ) _山海关

到顺治元年三月中旬，由于吴三桂奉诏尽撤辽民入关，关外宁远诸城便为清军不战而得，清军且乘胜追至山海关下，“屯扎懊恼岭下，不攻关，亦不去”，等待多尔衮的命令。按照皇太极生前的想法，这时攻打山海关可谓时机成熟，但他无法料及的是，形势有了突然变化，农民军已攻占了北京，甚至山海关也已为农民军所有。那么，多尔衮这次全力攻明是否可以攻取这个军事重镇，然后进逼畿辅，抑或仍旧走老路，绕道而西，“毁边墙而入”?
二、吴三桂降清
吴三桂降而复叛于农民军，重据山海关后，自己已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既然与农民军不共戴天，就势必求助于关外清军。且不说吴三桂与清朝统治者有着阶级性质上的一致，其亲属同僚大都在为清朝服务这一点，也对他降清极为有利。特别是吴三桂打出为恢复明朝而战、替先帝复仇的旗号要求清军入援，不仅对降清的他心理上是个安慰，在号召汉族地主阶级方面也会顺利得多。于是，吴三桂立即派人召集山海关的士绅大户，紧急商议如何对付非常可能出现的农民军大军平叛的情况。正像这些士绅之一的余一元诗中所记述的：“一朝忽下令，南郊大阅兵。飞骑唤吾伎，偕来共参评” 。但是，由于山海关城小人多，很多居民商贾又因战乱而迁移，因此吴军的供给已成问题。“仓库净如洗，室家奔匿多。关辽五万众，庚呼如何!”但事情紧急，只有强向百姓绅商征饷，所谓“捐输兼敛科”，然后把全体军民全部武装起来，准备对付农民军的讨伐。随即他们又一同定计，一方面派人出关向清军求援，一方面又派人西去，向农民军诈降，以争取时间，等待清军来助。
三月二十六、七日吴三桂自玉田叛归山海关，四月初消息便传入京师，但未得到确认。至唐通被击溃，吴三桂正式扯大旗宣布反对大顺政权确已为李自成所知，已是四月初十左右，这一日，“平西伯吴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尽传” 。李自成闻讯，便于十二日召集部下商议东征，并定于次日启程，亲政山海关。行期一定，李自成便将明大学士陈演、定国公徐允贞、新建伯王光通等官员贵戚六十余员斩于西华门外，留牛金星、李牟等人守京师，以安后方。十三日，李自成率刘宗敏、李过等六万人马(注：《流寇志》说是五万，《孤臣纪哭》、《四王合传》，以及《明史纪事本末》等均作六万，当为此数。加上已赴山海关的唐通、百广恩所部三万，当有十万上下，所以《流寇志》后又说“自成合兵十余万攻之” 。)，出东长安门赴通州，十五日抵密云，十七日至永平，十八日便派先头部队前去攻打山海关。
山海关之战，从事后来看，对清军和农民军来说都是关键性的一战，因为在山海关这个地方，两军将要第一次交锋，并且一决胜负。而且山海关之战的胜负，将决定两大政权的命运。李自成得到吴三桂降而复叛的消息后立即出征，说明他意识到了山海关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意识到此去要与清军接仗，并且始终抱有招抚吴三桂的侥幸心理。因此，他不仅把明太子朱慈和永王、定王，以及吴三桂之父吴襄带在军中，试图再以君父之德感而化之，而且把明降臣张若骐带在军中，为他出谋划策，也是希望以张与吴三桂的亲谊关系来劝降吴三桂。因此，当吴三桂派高选、李友松、谭邃环、刘泰临、刘台山、董镇庵六人前来诈降缓师时，李自成必然受到影响。我们知道，李自成军进山海，可自通州、三河、玉田、卢龙直抵山海关，但在三河遇到了这六个诈降者之后，不知为何又北赴密云，然后回过头来，奔东南至卢龙?无论这是不是诈降者诡计得逞的表现，但行军路线延长，误了一天的时间，战机就被耽搁了，没有能在清军抵关之前消灭吴三桂，因此还在山海关战役发生之前，就已潜伏下了李自成农民军必败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