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的限度:宋朝皇帝所受10道束缚究竟是哪些？( 七 ) _皇帝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简单的“宋代权力结构图”了——
这是一个分权结构。君主端拱在上，处于超然地位;然后“举一国之权而悉付之宰相”;然后设立平行于宰执的台谏，以制衡宰相之权。这个权力结构的理想形态，就如南宋的陈亮所言：“军国大事，三省议定，面奏获旨。差除即以熟状进入，获可始下中书造命，门下审读。有未当者，在中书则舍人封驳之，在门下则给事封驳之。始过尚书奉行。有未当者，侍从论思之，台谏劾举之。此所以立政之大体，总权之大纲。端拱于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
八、经筵
“经筵”是一项侍读制度，意在通过对君主的教化，让君主接受儒家价值观的熏陶，自觉遵循君道。进而言之， “经筵”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政教分立”的隐形结构，即政权与治统归于君主，而道统与教化权归于儒家。宋代的士大夫有着“教化君主”的抱负，所以才说“君德成就责经筵” 。程颐为经筵官时，对哲宗小皇帝也是抗颜教训的：一日讲罢未退，上(哲宗)偶起，凭槛戏折柳枝。(程颐)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上掷枝于地，不乐而罢。虽然“不乐” ，但也不能不接受程颐的教训。
九、国是
“国是”为宋代特有的制度安排，指君主与士大夫集团共同商定、制订的“基本国策” ，南宋初的宰相李纲说， “古语有之云：‘愿与诸君共定国是’ 。夫国是定，然后设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谋，下无趋向之惑，天下事不难举也。”“国是”一旦确定下来，对皇帝、对廷臣都有约束力，皇帝想单独更改“国是”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北宋神宗朝以“变法”为“国是” ，则变法派能以“国是已定”为由，阻止神宗皇帝起用保守派领袖司马光;南宋高宗确立“和议”为“国是” ，孝宗虽有心抗金，却终难有作为。
十、公议
朱熹曾质问有专权倾向的宋宁宗：陛下所作所为能“尽允于公议乎”?“公议” ，显然也是一道限制皇权的绳索。在朱熹看来，君主不可专断，即使君主作出的裁断是正确的、“悉当于理” ，这样做“亦非为治之体” 。为治之本乃是服从于“公议” 。《尚书》中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的说法，意思是说，君主应专行赏罚、独揽威权。听起来有些君主独裁之意。但苏轼对这句话作出了新的解释：“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则莫若舍己而从众，众之所是，我则与之，众之所非，我则去之。夫众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如此，则威福将安归乎?”这么一解释，便有几分“民主政治”的意味了。君主如果服从于“公议” ，自然谈不上君权独裁，而且同时，也避免了威柄为左右一二权臣所擅。
赵宋君主未必都能做到“舍己而从众” ，不过宋代确实比较尊重“公议”的力量，宋人自己都说， “本朝治天下，尚法令、议论。”如果君主行事不合法度，立即就会受到“公议”的围攻。真宗朝时，皇帝在与宰相李沆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朝廷命令尤宜谨重，每出一令，舆人不免谤议，或稍抑之，又塞言路。”李沆说：“人之多言固可畏也。”这是在提醒皇帝要敬畏人言、公议。而王安石宣扬“人言不足恤” ，用意则与此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