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的限度:宋朝皇帝所受10道束缚究竟是哪些？( 三 ) _皇帝

“条贯” ，换成今天的说法，即法条、法律。历朝立法，至宋代时最为完备，用南宋学者陈亮的话来说， “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与陈亮同时代的叶适也说：“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
而且，宋代也是一个强调天子亦必须服从于法的朝代，君臣之间有所谓“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也”的共识，假如天子徇私枉法、偏袒私臣，就会受到士大夫集团的激烈反对，他们会搬出“天子与天下共守法”的法理来跟皇上争辩：“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可见，至少在理论上，宋代的皇权绝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它的上面，还有天，还有法，皇权也受法约束。
四、道理
对宋代皇权构成限制的还有“道理” 。其渊源还是来自宋太祖。《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记载，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三月，明州州学教授郑耕道进对，向宋孝宗说起了一个典故：“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对曰：‘道理最大。’太祖皇帝屡称善。夫知‘道理为大’ ，则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孝宗听后说：“固不当任私意。”
开国皇帝认同“道理最大” ，意味着同时承认权力不是最大、皇权不是最大，皇帝的话并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永远正确”的，也不是不可违背的。正因为君臣间达成了“道理最大”的共识，所以宋臣不认为臣要绝对服从于君：“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 。也正因为“天下惟道理最大” ，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于其亲与故者” 。
那么“道理”由谁来评判与阐释?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当然并非由君主自己来阐释。确切地说， “道理”并不是掌握在哪一个人手里，而是蕴含在人心、天理(自然法)与世代相承的传统中，并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群体发现、阐述出来;或者通过“公议”彰显出来，用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告诉宋宁宗的话来说， “臣闻天下有不可泯没之理，根本于人心、万世犹一日者，公议是也。”
五、祖宗法
“誓约”、“条贯”、“道理”三者的权威，均为开国皇帝太祖所确立，因而它们也构成了宋代“祖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宋朝的祖宗法不仅仅是“誓约”、“条贯”与“道理” ，所以有必要将它单列出来。
宋代可以说是最重“祖宗家法”的一个朝代，每有新君即位，几乎都要强调一遍对“成规”的忠诚，如真宗即皇帝位，下诏说：“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仁宗即位诏说：“夙侍圣颜，备承宝训，凡百机务，尽有成规，谨当奉行，不敢失坠。”英宗即位诏说， “夙奉圣颜，备闻圣训，在于庶政，悉有成规，惟谨奉行，罔敢废失。”故而，我们有必要再将“祖宗法”单列出来——毫无疑问， “祖宗法”对在位君主构成了有力的束缚。宋真宗想给他“深所倚信”的内臣刘承规讨个节度使的名衔，宰相王旦便是以“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无，不可听也”为由，断然拒绝了真宗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