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长袜如何诞生的？它曾是上流社会身份标识 _长袜

【尼龙长袜如何诞生的？它曾是上流社会身份标识】尼龙长袜的诞生，让广大平民阶级的女性有资格追逐美丽。与之相称，过去一个世纪的文学领域里，长袜也从上流社会的身份标识逐渐转变为身份平等的象征。
尼龙长袜的诞生，让广大平民阶级的女性有资格追逐美丽。与之相称，过去一个世纪的文学领域里，长袜也从上流社会的身份标识逐渐转变为身份平等的象征。
近代文学史上，长袜曾是凸显人物阶级属性乃至理想抱负的一个注脚。时间推移到20世纪，随着“尼龙袜革命”席卷世界，作家们对这类衣着的精彩描述更引人遐想了。
1956年出版的《纳尼亚传奇》系列之大结局——《最后的战役》中，C·S·刘易斯的一句话出卖了所有少女：“哦，苏珊。除了尼龙、唇膏和请柬，现在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在物欲的诱惑下，苏珊迷失了方向，她似乎注定要失败，因为腿上的长袜而饱受轻蔑。
2014年是杜邦公司首次量产尼龙袜75周年。虽然刘易斯对尼龙袜心怀守旧者的偏见，但多数人承认，尼龙袜的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作用，它(以及后来的紧身裤)意味着女性腿部的“民主化” 。而尼龙袜诞生前，奇货可居的丝绸长袜一直是少数人的宠儿。
作为例证，出版于1922年的《尤利西斯》，借列奥波德·布鲁姆之口说了许多，“格蒂和她的长袜，偌伊和她的吊带袜，商店里陈列的‘闪亮的平板丝袜’，莫莉·布卢姆的‘缎纹光亮棉布丝袜’……”(缎纹光亮棉布是一种模仿丝绸效果的面料) 。而在同为1922年出版的犯罪小说《红屋之谜》中，作者米尔恩将尼龙贬低为劣质丝绸，主人公之一去为姐姐买丝绸长袜，在服饰店里转晕了头，“我该怎么确定买到的是真丝而非低档仿制品？”
在回忆录《欢笑的躯体》中，尼娜·哈梅特在一战前的巴黎穿的是颜色鲜明的长袜，其中一些有着棋盘那样的方格，“看上去很是放荡不羁” 。哈梅特不时对商家长吁短叹，说自己买不起丝绸长袜。卖袜子的人则宣称，丝绸长袜是“一种投资”，花多少钱也不为过。
“艺术丝绸”(Art silk)一词在那个时代的作品中时常出现。不明就里的读者往往以为，它们是特别贵或特别好看的那种，装点有设计精美的图案。但实际上，这里的“art”是“artificial”(人造)的简写，读一读罗斯·麦考利于1926年出版的《克鲁火车》就明白了——一个不在乎旁人说道的少妇心想：“丝绸长袜不便宜，用少得多的钱，你可以买到人造丝绸或棉线长袜。为什么不呢？这些更便宜的织物不是同样可以穿在腿上吗？”
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帕克派恩探案集》中，一个处于下层阶级的年轻打字员，“总是涂唇膏、穿丝绸长袜并且留卷发”，为的是让自己沾一点上流社会的光。在《魔手》里，一个漂亮的姑娘在农村也打扮得花枝招展，她的哥哥觉得这很不入乡随俗，“为了不显得特立独行，她应该穿旧式的厚长袜，不要丝绸的。”
玛丽·麦卡锡的《群体》于上世纪60年代面世，但故事主线发生在30年代。书中，一个医生建议其女性客户“穿黑色薄绸内衣、黑色丝绸长袜、喷便宜香水”，称这样可以让夫妻生活更富于情趣。然而，这个建议没有奏效，女人的丈夫只是一味抱怨她花钱如流水，还说，这副装束只会让她看起来更下贱、更放荡，丝毫不显得高档。
物资紧缺的二战期间，哪种长袜都很难弄到，结果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女人们在各自的腿上“化妆”(参见斯特拉·吉本的《韦斯特伍德》)，用颜料描出长袜缝合线的样子充数；另外，美国大兵有权弄到尼龙长袜，经常用它勾引欧洲女孩。在罗杰·巴克斯的恐怖小说《谋杀计划》里，一个年轻女性这样说起新交的男朋友：“是他给我这些尼龙长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