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作品有闻一多的作品闻一多代表作品有哪些( 二 ) 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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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卢山张家客栈窗外图3 链子桥上水碾
二抗战的爆发，改变了中国与中国人的命运，闻一多也不例外。1938年他与部分师生共320多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行程3500多里，历时68个昼夜，徒步行至昆明，是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长征” 。闻一多是这支队伍中仅有的5位教授之一，他和年轻人同甘共苦，坚持走完了全程。此前没有深入过民间的闻一多为沿途的风景所震撼，十几年已没有画画的他灵感喷涌，一边欣赏西南壮美的景色，一边写生赶路，一共画了50多张写生画。“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十几年没画图画，这回却又打动了兴趣，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打算将来做一篇序，叙述全城的印象，一起印出来作一个纪念。”[6]327“早年本习绘画，十余年来此调久不弹，行途中二月，日夕与同学相处，遂致童心复萌，沿途曾作风景写生百余帧……”[6]361-362历经战乱，目前只剩下2月22日至4月28日间所绘的36幅作品(1)，这是闻一多极珍贵的艺术作品，也是考察他后期艺术风格变化的重要材料。下面是36幅写生画中的部分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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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飞云崖庙门图5 清镇县东山寺

这些画作与他在《清华年刊》上发表的那些插画在风格上有显著的不同，它们呈现出来的不是一种精致、感伤、幽怨与想象，而是一种淳朴、粗犷、生气。不管是自然风光还是街市庙宇，在铅笔的勾勒或涂抹中，作品的立意在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抽象与具象之间呈现出一种别具意味的张力。闻立鹏这样评价这些画作：这些画幅有着凝重刚健的笔力与深沉饱满的情感，在线条与光影的交织中既有生动准确的物象刻画，也有意境追寻的笔墨抒发，艺术写生的功力已炉火纯青，在气韵生动中呈现出大家气魄。[7]闻立鹏是从其纯艺术格调来讨论。其实这些写生画还可以彰显出更为丰富的内容，比如从学院到田野的迁移，从精英到底层的变迁，比如从“诗”向“历史”的转变，这是历史变迁带来的审美变迁，这是时代的转折带来的艺术转移。这种“变迁”和“转移”在闻一多昆明时期的篆刻和书法上得到了更为生动的印证。
翻阅《闻一多全集》，发现闻一多最早提到篆刻是在1927年给饶孟侃的信：“说来真是笑话，绘画本来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添了妙龄夫人——篆刻是也。……日来因与这小老婆纠缠……思之好不令人愧煞也。”[6]238为什么这一时期闻一多喜爱上了篆刻。因为闻一多《文化的国家主义》一文于1927年4月受到强烈批评，他为了排解烦闷，便操刀为梁实秋、潘光旦等友人刻印，寻求精神寄托，没想到却迷恋上了这门艺术。闻一多这个时期的印章大多遗失，只有少部分留存，在《闻一多印选》中收入的“壮不如人”“思滮之印”“林颂斋印”“桐斋”“虞凤冈印”等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些早期的篆刻作品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比如有研究者这样评价“壮不如人”：该印出手不凡，笔画粗细、欹正对比强烈，结构疏密、参差富于变化，有汉印的神韵又与汉印大异其趣，篆刻的刀味显得更加成熟老练。[8]梁实秋于1927年出版的《浪漫的与古典的》著作采用闻一多的篆刻作封面设计，在这个设计中，以朱文“浪漫”、白文“古典”两印相间作四方连续的衬底，搭配上墨书的书名，突出书的内容，“浪漫”两字婀娜多姿、“古典”两字厚重质朴，两者相互依托相互映衬，红色印章与白色封底的搭配本身就别有一番情调与趣味。
闻一多大量从事篆刻活动是在西南联大时期。1943年，因为物价飞涨，国民生活日渐陷入困境之中，有8口之家的闻一多更是背负着沉重的生活压力，闻一多曾把书籍衣物变卖殆尽，但依旧难以度日。在这样窘迫的环境之中，不得不重拾“妙龄姬人”，开始大量篆刻。闻黎明有这样的叙述：“生活几乎完全陷入绝境。先生细心思后，觉得从事篆刻既可依靠自己的劳动增加收入，又不失风雅,欣然接受了朋友大建议，开始挂牌治印。”[9]693闻一多的“治印”行为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朱自清送来上海印油，许维遹送来刻刀，他的同学浦江清则为其在昆明报纸上刊登用骈四骊六文写的广告：“谛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辫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斩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帷是温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碗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师尊其学。爱缀短文为引，公定薄润于后。”[9]694这则广告还有梅贻琦、蒋梦麟、杨振声、唐兰、陈雪屏、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罗庸等著名学者的署名。所谓“薄润”，是指为别人刻图章的收费标准，比如：“石章每字六百元”“牙章每字一千元”“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算”“润资先汇五日取件” 。虽然为了谋生而治印，但是他并不把钱看得很重，经济困难的学生请他刻印他一般不收费，好友请他刻印他有时连石头也一并奉送，并且趣味盎然。从此，闻一多的家庭生活有了基本保障。根据闻黎明的统计，闻一多目前保存下来的印章有560余方，其中名章比闲章多，印文大多为大篆、钟鼎。从闻一多“挂牌营业”到其被暗杀，几乎每天都要刻印，这些印章一方面维持了他一家的物质生活，一方面也不经意间成为认识抗战时期闻一多精神世界以及战时昆明文化界的一种重要媒介。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闻一多绝不是把治印仅仅是看作应酬，而是作为艺术创作认真对待的……闻一多留下的五百多方印章不仅具有很好的艺术欣赏价值，也因其涉及同时代许多重要文人、学者和文化史料与革命活动，而具有历史文物的意义。”[10]比如，他在给历史学家孙毓棠刻的玉石印姓名章边款用行草镌有“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 的126字长篇跋文。这篇跋文更像是一封书信，从内容可以看出抗战期间闻、孙两人之间的精神约定。这些话是说给友人的也是说给自己的，表现出了闻一多对国家、民族的责任，体现了他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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