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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哲敏
《心灵奇旅》（Soul）是由迪士尼旗下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彼特·道格特与凯普·鲍尔斯联合执导的动画电影。影片讲述了一段奇妙的生命之旅：热爱爵士乐的中学音乐教师乔伊·高纳（Joe Gardner）不懈地追逐梦想，最终获得梦寐以求的登台演奏机会。可因为一次意外事故，乔伊的肉体几近死亡，而灵魂却误入了一个人类经验之外的奇幻之境——“生之来处”（the Great Before）。原来，“生之来处”是所有灵魂先于地球之前而存在的独特空间。在这里，人类的自我意识在生命诞生之前先在地被赋予，每个灵魂只有觅得自身的“火花”（Spark），才能投身于地球。也是在这里，决心重返地球的乔伊遇见了一个孤僻、早熟而厌世的灵魂“22”，后者由于迟迟未能找寻到自身的“火花”，而长时间游荡停留于此。一次阴差阳错的经历，乔伊和“22”的命运互相牵连，两人重返地球，共同体验了一段诡谲而奇妙的生命旅程，并开始重构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一. “生之来处”：“自由”与“必然”的分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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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来处。《心灵奇旅》剧照。
“生之来处”（the Great Before）是一个独特的空间，“来处”与“彼岸”相对，当然，电影并未呈现出那个“彼岸”的世界。其实，影片的“未来”处于缺席状态，某种意义上说，电影关于“来处”和“现世”这一时间性叙事，讨论的正是那个无限吸引我们的、老生常谈的“未来”问题。
“火花”（Sparks）的设定极为独特，电影中，每一个尚未投生的灵魂都缺少一个“火花” 。更重要的是，只有激发了“火花”灵魂才被赋予独特的个性，并有资格前往地球投生于人类。而“火花”的激发是通过灵魂导师完成的，整部电影也正是通过乔伊阴差阳错成为灵魂导师，并激发“22”的故事开始展开的。
此处涉及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人的性格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形成的？——关于这一点，导演彼特·道格特说道：“我只想谈谈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我们天生就有个性？我的孩子也是这样。为什么有的孩子更冷静，更开朗，更灵活？我不知道，但这就是我们的答案。”[1]
“火花”显然是某种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 。影片中，当“22”趋向迷失，乔伊试图弄清楚“22”的“火花”时，杰瑞明确对乔伊说道：“火花不是灵魂的目标。（A spark isn't a soul's purpose. ）”——第一层意义上，影片提示我们，火花并不等同于生活中的某种热爱或职业，火花是整个生活之流本身；更深层意义上，此处的提示是，“火花”虽然是我们切近的生活本身，但糟糕的是大多数人却并未感知，甚至实际经验到。
所以，影片也隐约指向了一个经典的认识论难题，是否有一个先验的成分先在地影响了我们的性格和认识能力？赞同天赋观念者必然对此深信不疑。例如，我们可以将影片中的“生之来处”（The Great Before）、“生之彼岸”（The Great Beyond）以及“地球”（Earth）构成的整个世界，设想为一个类似莱布尼茨（Leibniz）意义上的“前定和谐”（pre-established harmony）的世界：每个灵魂通过“导师”的指引找到自己的“火花”，但实际上，每个灵魂都必须找到与其相匹配的“火花”，否则便永远不能投注于身体。莱布尼茨有一著名比喻：人类心灵是一块有纹路的大理石。心灵并非洛克所言白板一块，为了把握这种潜在的天赋观念，我们需要一些经验的激发。在“生之来处”，每个灵魂/单子通过某种“激发”形成，它们的轨迹已然是注定的，人类引以为傲的“自我意识”在此有了前史。
不过，“前定和谐”假设的危险性在于，既然个体的“性格”已然先在，人类引以为傲的“自由意志”便要打上引号，预定和谐的设定中，“自由”在哪里？正如莱布尼茨的设想，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按照规律和设想运转的，这不仅是一个数学、几何学的概念，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制” 。上帝是一位完美的数学家，他工于计算，设定了自然规律和每个参与者的角色，在心灵和广延之间不断协调，使得整个自然依照他的设定运转。值得一提的是，此处的“上帝”是严格意义上的非人格概念，其代表着一整套宇宙观念、自然法则，或干脆就是自然界本身。整个自然界有自身的运作规律，它是以严格的因果性，而非我们所认为的人的意志而运转的。
也许正是因此，影片中，“22”才会以宿命般的悲观论调对当代社会某种既定秩序展开批判。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当乔伊的学生来找乔伊，此时已附身在乔伊身体的“22”借乔伊之口说道：“国家支持的教育就是拿根棍子在泔水桶里搅动产生的咔嗒声。（State sponsored education is like the rattling of a stick inside a swill bucket. ）”实际上，这里“22”对奥威尔的原句做了一些小小的篡改，“国家支持的教育”在原文中是“广告（Advertising）” 。无论如何，“22”表达了一个奥威尔/阿尔都塞/福柯式的观念：国家教育是使得阶级话语得以制度化的逻辑框架，充当着加固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存在，一旦个体成为接受教育分配的主体，个体的成长轨迹便已然注定。毕竟，国家教育不会培养革命家——正如巴特于1977年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讲中所述：“作为语言结构运用的语言，它既不是反动的，也不是进步的，而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的，因为法西斯主义并不阻止人说话，而是强迫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