轶事典故
惟和政治
“惟和”政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天下粗安的局势,但自然不可能完全消除朝廷政争和社会对抗 。在成宗从世祖手里接过来的中书省班底里,首相完泽“小心慎密”,遇事敷衍推诿,得过且过;其他成员则大都是精通回回法的理财家 。至元时期的回回名臣赛典赤之孙伯颜,世祖末年起入为中书平章政事中的第一人,并被赐予其祖父的旧称,所以史料中亦多称之为赛典赤 。阿合马余党阿里,也在世祖末年以待罪之身进入中书省 。成宗即位后,御史台想乘一新朝政的机会将他参罢,但结果他仍在中书省臣庇护下“执政如故” 。中书省的另一名核心人物梁德珪虽然是汉人,却有一个回回名字梁暗都剌,且曾“奉国朝旨,学西域法”,“钱谷出入高下,若指诸掌” 。汉人儒臣在当时多讳言财利事,对这些理财大臣视若仇雠,遂利用御史台执掌风纪之司,“朝廷之所甚尊,宰相所不得而治,贵巨大职莫之与抗”的特殊地位,不断寻找机会参劾“时宰”,由此引起中书省臣的忌恨 。省官与言官的冲突在成宗一朝至为激烈 。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六月初,成宗即位不到两个月,御史台上言:“名分之重,无逾宰相,惟事业显著者可以当之,不可轻授 。”另一名台官则声称:“陛下方虚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 。人主之职,在论一相 。今宰相员太多,论议不一,伯颜及先帝旧臣,留以遗陛下,宜亟相之” 。这些议论当然引起了中书秉政大臣的不快 。袁桷《张留孙家传》载,“成宗新嗣位,时宰不快于御史台 。成宗是其言,让责中丞崔公彧” 。据《元史》,此事起于大德元年(1297年),侍御史万僧诣架阁库,取崔彧旧上奏章告于成宗御前,说他“私党汉人李御史,为大言谤佛,不宜建寺” 。成宗大怒,教完泽等鞫问 。崔彧大惧,遂靠张留孙引荐,疏通完泽和成宗近臣,事方止息 。侍御史万僧显然是在“时宰”唆使下告发崔彧的 。从完泽周旋弥缝于两造之间看,此处的“时宰”当指赛、梁等辈理财大臣而言 。在处置省官与台官之间矛盾冲突的问题上,成宗恪守世祖遗规,即倚重省官理财,同时也能容忍台官直言,力求折中不偏 。后来那种诛杀言官的情形,在成宗朝始终没有发生 。
朝廷更政
大德七年(1303年)发生的另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是漕运两万户朱清、张瑄之狱,受该案牵连的八名中书执政官同时被罢免 。自从至元二十年海运漕粮的航线创通之后,南漕米由海路达于大沽、辽阳者逐年增加,很快促成了北方“开口待哺以仰海运”的形势 。创通海路的朱清、张瑄也因深受朝廷倚重而势力浸大 。他们结交权贵,广治田宅,很快成为江南屈指可数的大富贵,同时也招致了不少政敌和仇家 。自世祖晚年起,就不断地有人告发朱、张 。成宗元贞元年,又有“飞书”言朱、张“有异图者” 。朝廷照例释而不问 。大德六年正月,江南僧石祖造告朱、张不法十事 。成宗命御史台诘问之,狱成 。朱清在被押解至京后惧受辱自杀,张瑄被处死 。
朱、张一案的真相至今尚难弄清 。据王逢《张孝子诗序》,当时成宗有疾,由皇后卜鲁罕主朝政,“枢密断事官曹拾得以隙踵前诬,后信,辄收之(按指朱、张) 。丞相完泽奉先帝遗诏诤莫解” 。按元史本纪,成宗在大德六年二月“有疾,释京师重囚三十八人”,可见病得不轻 。卜鲁罕杀张瑄父子,或即发生在这时 。朱、张案一直拖到翌年才了结 。大德七年正月,朱、张家属被遣发京师 。应当是在审理两家妻子的过程中,中书省宰执受朱、张贿赂之事案发 。成宗一怒之下,同一天罢免中书平章伯颜(赛典赤)、梁德珪、段贞、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和张斯立八人 。首相完泽也遭到受贿的指控 。虽然成宗对他释而不问,但对完泽仍不免是重大的刺激 。完泽死于是年闰五月,上距成宗罢相不到半年,距离他全力支持的征八百媳妇总帅刘深受诛不到三个月 。他的死,当与政治上的挫折引起的内心忧惧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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