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圆了有哪些轶事典故？他和姉崎正治有着怎样的交集 _日本

姉崎正治(Anesaki Masaharu，1873-1949)，比井上圆了小15岁，几乎是晚井上圆了一代的日本宗教学家。1886年东京大学改组为帝国大学时，井上圆了业已毕业。而1893年，姉崎正治才进入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学习直至1896年毕业。他之后陆续出版《印度宗教史》(1897)、《印度宗教史考》(1898)、翻译了德国哲学家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1842-1906)的《宗教哲学》(1898)，著有《比较宗教学》(1898)、《上世印度宗教考》(1900)、《宗教学概论》(1900)等作。姉崎正治1900-1903年期间赴德国留学。1910-1911年间，他翻译出版了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姉崎正治从1904年开始，长达30年的时间内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其《宗教学概论》发凡起例，堪称近代日本宗教学的滥觞。姉崎本人更领有日本近代宗教学第一人的位置。
姉崎正治生平与井上圆了多有交集，如1896-1897年间在哲学馆讲授“比较宗教学”“言语学的宗教学”等课程，1898年多次在哲学馆宗教会讲演，主题诸如“佛教的直观主义”“宗教病理学” 。他们也几乎同时与中国知识人康有为、梁启超交往。1899年5月13日，姉崎介绍梁启超参加了日本哲学会春期大会，梁氏发表了《论支那宗教改革》，并“与东洋文明国诸贤哲相见” 。相见的“贤哲”之一，就有井上圆了。井上圆了还邀请梁氏参观了哲学馆。1902年12月井上圆了到印度大吉岭拜访康有为后，1903年3月姉崎正治也到大吉岭访问了康有为。
【井上圆了有哪些轶事典故？他和姉崎正治有着怎样的交集】然而，姉崎这样讲述他与井上圆了宗教学的差异，称“本来，宗教学的名称，在此之前，在井上圆了于哲学馆的讲义中，已使用了叫作理论的以及实际的宗教学的讲义，但其内容，和我们所说的所谓宗教学，全然不同” 。所谓“全然不同”背后，恰恰体现了19世纪80-90年代之间日本学术思潮的变化，特别是汲取域外西学的差异。井上圆了在东京大学学习期间，日本经历着传播斯宾塞学说的热潮。1881年开始，外山正一(1843-1900)以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学说为依据，在东大创立了社会学讲座;有贺长雄以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和《社会学材料集》为基础，在1883-1884年间通过东洋馆书店翻译出版了三卷的《社会学》，即《社会进化论》《宗教进化论》与《族制进化论》。井上圆了的宗教观是建立在对斯宾塞学说中“不可知(the unknowable)”，“不可思议(inscrutable)”的理解之上。而姉崎正治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期间，外山正一的社会学讲义已经开始脱离斯宾塞的社会学体系，而转向了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1858-1919)的社会进化论。据姉崎回忆，基德“论述人类非理性所产生的光彩是转动社会的伟大的力”，令其特别感动，并刺激他开始修行宗教。井上哲次郎(1855-1944)1890年留德归国后，为日本确立了输入德国哲学的方向。姉崎正治师从井上哲次郎，其嗣后的宗教观更受到叔本华、哈特曼一系德国形而上学的影响。
可以说，从井上圆了到姉崎正治宗教观念的转变，体现着近代日本宗教学的历史演进过程和次序。然而，章太炎却是先阅读姉崎正治的《宗教学概论》等著，后翻译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不同时间点接触姉崎、圆了的学说，之后受影响所创作的有关宗教学的作品也呈现出不同的趋向。姉崎正治的思想后发而先至，井上圆了的学说却先发而后至。从姉崎正治到井上圆了，包含着章太炎对宗教与革命认知深入的过程;此一方向似乎是逆着日本宗教学发展的逻辑，然而，却体现了清末革命展开的内在理路和历史进程。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评价井上圆了的《伦理通论》时，曾说，“此书以明治二十年出版，距今十有五年，就日本人读之，觉其已成刍狗，然适合于我国今日之用。”在彼文化中“已成刍狗”的过往，如何与此文化的当下产生化学效应，正是学术思想跨域传播过程中，颇显吊诡而深具意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