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本是篡夺曹魏政权为何却可称名正言顺？ _生活百科

提起魏晋，世人皆知名士之风流，但鲜有人留意那场盛况空前的哲学玄学大讨论，从正始之音开始，至东晋依旧余音绕梁。它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馈，在当时，更与庙堂之上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在这场大讨论中，四本论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陈寅恪甚至将魏晋清谈分为“四本论”和“竹林七贤”两个问题，其地位可见一斑。
何谓四本?《魏志》曰：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所谓才，望文生义，自然是指人的才能;所谓性，是指人的道德品质。质言之，四本论问题，讨论的是人的才能和道德品质的关系，才性同与才性合相对应，才性异与才性离相对应，所以问题的核心便是：人的才能和道德品质是否统一的问题。
【司马氏本是篡夺曹魏政权为何却可称名正言顺？】在魏晋之交，四本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哲学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了统治阶层选举和任用人才的方式，更决定了士大夫们在司马氏夺权斗争中站在哪一队。持才性离观点的，都是曹氏一党;执才性合之论的，自然站在司马氏一边。
如此问题便出现了。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杀魏大将军曹爽;公元260年，司马昭杀高贵乡公曹髦，以下克上;公元266年，司马炎逼魏元帝禅位，篡魏建晋。以上是司马氏夺权的几个关键节点，在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中，有德首先要守名教，而名教之大者，莫若君臣，毫无疑问，司马氏以臣弑君，其所作所为是无论如何也与才性合沾不上边的。那为什么依靠篡魏建立政权的司马氏要极力主张才性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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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要从曹操颁布的求才三令说起，公元210年、214年和217年，曹操三次颁布求才令，史称求才三令，三令大旨是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的污名，这显然是才性离的观点，相应地，求才三令的原则便是唯才是举。因此直观地看，司马氏所持才性合观点正好与曹氏的才性离观点相悖，意图在思想上否定曹氏政权，为其夺权斗争服务。
但问题真的就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因为如果单纯为了反对曹魏才性离的观点，并不足以让司马氏坚定地奉行与其篡魏行为相悖的论点，这无异于自欺欺人。司马氏之所以坚称才性合，更深层的原因，隐藏在魏晋时期更为宏观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下。
众所周知，东晋向来以门阀政治著称，终其一朝，皇族司马氏始终与高门大族“共天下”，原因在于司马氏南迁渡江之后根基不稳，需依靠门阀士族来巩固政权，但这并不等于门阀士族的势力是在东晋时期才建立并强大起来，《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写道：“服膺儒教的豪族的出现，在东汉时代，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非止河内司马氏而已。”因此，在汉室衰微的情况下，能否得到地方豪族或士族的支持，便已经成为关系着地方政权强弱与存续的问题。
以出身而论，曹操的祖父曹腾为东汉末年中常侍，宦官出身，父亲曹嵩为曹腾养子，陈琳檄文曾讽其为“乞匄携养”，阉宦之人，在儒家思想中断没有政治上的地位，曹操可算是非儒家寒族出身。反观司马氏，自战国时期赵国将军司马卬开始，世居河间，又自东汉司马钧开始，世代为将军、守、尹，是正宗的地方士族，可归于儒家豪族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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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的不同所涉甚多，儒家豪族之间盘根错节，多有历史、血缘和利益方面的关系，且都奉儒家学说为正统，与非儒家寒族之间壁垒分明。所谓“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的现象，魏晋之交便已现端倪。因此，出身寒门的曹氏建立的曹魏政权，即便深知争取儒家豪族的支持至关重要，也并不一定能真正得到他们的支持，更遑论曹操做出通过求才三令等一系列政策来打压儒家豪族势力的举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