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田亩制度的简介该制度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二 ) _生活百科

土地高度集中，使绝大多数农民变成受地主直接剥削的佃户，他们所负担的地租，越来越重。清初，苏南地区“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一石二三斗，少者亦八九斗”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到了道、咸年间，苏南租额“少者亦得一石出头，而重者竟有一石五斗之额”(陶煦：《陶氏五宴集》“重租论” 。)，其中吴江最为突出，虽“下下田”，亦收一石有余之租。有民间诗歌描写道：“催租急于石壕吏，倾瓶倒筐向何藏，坐使农家注空釜，累累看汝堆仓箱。”[(民国)《南浔志》卷二十九，第二二页，“折股怨” 。]如此超经济榨取，生产力怎能不遭到破坏。在这样的重租剥削下，农民“虽农具尽而质田器，田器尽而卖黄犊，物用皆尽而鬻子女，亦必如其欲而后已” 。[《周庄镇志》卷四，第二——三页。]如此煎逼追比犹不为足，狡黠的田主，更有责偿其租于佃农之伯叔兄弟，亦有控告佃农“抗租”，买通胥吏，逮捕系狱，以至三冬岁末，为“欠租”而褴褛就逮，身陷囹圄者，“以一县计，奚止数千百人” 。(《周庄镇志》卷四，第二——三页。)真是人都说江南好，岂知江南乃地主之天堂，农民的地狱!
清代农民田赋负担之重
在封建社会中，粮赋是中国专制政府的主要财源。明初，江南田赋就很重，迨至明末，增收辽饷、练饷与剿饷，天下嚣然。清承明制，相沿未改，虽在康、雍之时几次议减赋，但所减只是象征性的，实际田赋仍在增加。田赋按常理应由田主输纳，田多则理合多交，无田或少田，则当不纳或少纳。但清朝自乾、嘉以来，吏治腐败，居然颠倒其事。显官豪绅等大户，拥有千万亩田产，竟可不纳田赋，或巧为规避，虽正额亦“注缓”减收，以至沉重的田赋负担，大多转嫁到小户，自耕农和贫农的身上，其中情伪弊端，令人十分惊讶。先看江苏的情况。这里的缙绅大户，凭借其势力，“短交”粮赋，其缺额“自必取偿于乡曲之淳良小户，而为牵长补短之计”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二。)而小户穷民不堪剥削，往往诡寄粮名于大户名下，久之，其有限田产，便为大户所并吞侵夺。冯桂芬在《均赋议》中对粮赋弊端，说得十分具体，其谓：
“今苏属完漕之法，以贵贱强弱为多寡。不惟绅民不一律，即绅与绅亦不一律，民与民亦不一律;绅户多折银，最少者一石二、三斗当一石，多者递增，最多者倍之;民户最弱者，折银约三、四石当一石，强者完米二石有余当一石，尤强者亦完米不足二石当一石。”(《显志堂稿》卷五，“均赋议” 。)
可见清中叶交纳钱粮，已完全不是以田地多寡腴薄为重轻，而是取决于势力之强弱。绅与民，大户与小户之间，每亩纳课相差竟达两三倍。更有甚者，“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数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县绅衿，有连阡累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 。(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六，赋役三。)的确，大户不交粮或减免、注缓，在江南不是个别地方，而是各县皆然。请看以下的例证：
松江：松江田赋，“皆因图蠹把持，图书掌握，田多者受贿兔脱，田少者无贿雉罹。
造册则朝更暮改，分数则换张移李，先后任其倒置，多寡听其游移。”(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均田均役议” 。)
这里不仅说明大户财主行贿而“兔脱”田赋，而且揭露了清政府吏治的黑暗，一任胥吏图书，篡改粮册，使小户平民，代大户完纳，罹无穷之灾。
常熟：道光二十四年：“折色八元三、四角，洋合制钱一千三百零。假如大户，票米十石零三升，竟以十石注缓，三升完缴。短价折色四元光景，仅要洋一角二分，将票米总算扯，每亩不过四、五十文;如小户，票米照数算，每亩必要一千零。顽佃蒂见不在内。此中甘苦，迥乎天壤也”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中华本)第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