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晚清首富庆亲王到底是什么颜色？ _亲王

1909年的宣统新朝，留任而有实权的元老，只有一个年过七旬的庆亲王奕劻了，掌管着各部之首的外务部。这与被仅仅当做图腾而供奉起来的张之洞，自然大不相同。作为四朝元老及少数参与了大清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权臣，奕劻在国际和国内都享有极大的知名度。遍查当时的西方报纸，Prince Ching（当时“庆亲王”的普遍翻译）的曝光度仅次于李鸿章、袁世凯和慈禧太后。
“国务活动者”之外，奕劻还以贪腐闻名全球。时人说他家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 。著名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 。后世有人称他为大清“首富”，虽未必尽然，但可以肯定他至少是“首富”之一，仅在汇丰银行就有200万两白银以上的存款。而他的宅第正是当年和王申的老宅，如此巧合，自然更容易令人联想。一个腐败到令地球人都知道的贪官，为什么会在风云诡谲的晚清政坛中，从边缘进入核心，并始终屹立在潮头？这自然不是“纨绔”二字能解释的。奕劻的政治本色和品格，在庚子事变的狂风暴雨中展露无遗。作为朝廷中熟悉国际国内情况的少数明白人，奕劻坚决主张及早防止事态失控，以避免外交乃至军事上的巨大麻烦。他的“右倾”言论，遭到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不明外事，专袒义和团”的“极左派”的反对。
英国外交官在发给伦敦的报告中认为：“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之间，庆亲王和大学士荣禄，似乎已成为对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牵制作用的仅有的人物。”载漪等把奕劻看成是必须清除的政敌，义和团们则将他描绘成了大汉奸，攻击奕劻的大字报贴满北京街头，已经失控的民间暴力清晰地将矛头指向了这位王爷。在此后讨论局势的高层会议上，奕劻一概装聋作哑，但从未改变自己的观点。高喊着扶清灭洋的“极左派”们，最后留下一地鸡毛，在八国联军的炮声中撒腿就跑，并把收拾烂摊子乃至不得不“卖国”的“脏活”，慷慨地留给他们本想诛之而后快的“汉奸”奕劻和李鸿章。
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奕劻和李鸿章 “如一囚徒”或“受到礼遇的俘虏”，为明知不可争的城下之盟而勉强一争，其间酸苦，唯其自知。史家比较公认的是，因为这一功劳，慈禧太后终其一生，对奕劻和李鸿章都是优容有加。尤为难得的是，无论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及政变、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乃至随后轰轰烈烈的宪政改革，奕劻都表现出了丝毫不亚于恭亲王奕?的开明姿态和灵活身段，并以其特殊地位，为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保驾护航，成为致力于实践和探索的“浊流”们（与崇尚空谈的“清流”相对）的幕后支撑者。英国公使窦纳乐甚至认为他是“推动中国政府（进步）的一个杠杆。”奕劻的双手，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晚清两次以反腐败的名义出现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奕劻。
第一次是1907年的一起“权色交易” 。奕劻的儿子、商部尚书载振出差路过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杨翠喜，候补道段芝贵随即用重金为美人赎身，献给载部长。如果到此为止，无非是一段风流佳话而已。但不久，段芝贵便被破格提拔，一跃成了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立即上奏弹劾，认定是“性贿赂” 。朝廷派了载沣等人去查，结果“查无实据”，赵启霖反被革职，激发了御史们公愤，最后，赵被复职，段巡抚被免职，载部长主动辞职。第二次是三年后(1910年)，另一御史江春霖又向奕劻发难，弹章的题目就是《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火药味很浓，震动朝野。江被责为“沽名钓誉”“莠言乱政”，但处分仅是“回原衙门行走”，换个工作岗位，结果江干脆辞职，炒了朝廷的鱿鱼，一下子名动四海。御史们群起效仿，“不让江氏一人独为君子，访查中外大臣劣迹，联名入奏，以尽职责”，掀起了舆论监督的大高潮，逼得奕劻只好请假躲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