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之死：他的死与秦始皇李斯姚贾的关联( 三 ) _生活百科

韩非心目中的理想君主，不仅要有洞明的心智和强韧的精神，还要有深不可测的人格。《韩非子·主道篇》云：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将自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乎下。其中，《老子》对韩非的深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老子》的无为政治，被彻底地威权化了。
不测的人格，极度地放大了君主的权威：没有人知道君主在想些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下一刻究竟会发生什么，由此而来的无形的恐惧，是韩非的“法”“术”得以有效运作的根本保障。在本质上，韩非的政治思想其实就是一种威权的智慧或技艺。当一个心智锻炼到如此深详周密地步的人将充满寒意的目光投向他的周遭时，其中内蕴的毁灭性力量是可想而知的。韩王安继位后，韩非一定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而并非如《韩非传》所说：“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始皇本纪》里所说的“与韩非谋弱秦” 。而据陈奇猷先生的推断，韩非此时已年逾花甲。
在经历了一生的坎坷困顿之后，晚年的韩非对韩王安的知遇之恩一定感戴至深。而更为重要的是，韩非是韩国的“诸公子” 。无论从何种角度说，他都是一个有“祖国”的人。这里，“祖国”的含义极为具体，就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孔子提及鲁国时所说的“坟墓所在，父母之国” 。《战国策》里记载了一段韩非对姚贾的指斥：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代之间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交于诸侯，愿王察之！且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于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与同知社稷之计，非所以厉群臣也。
其中韩非对出身卑微的姚贾一辈纵横反复之士的鄙薄之情，溢于辞表。基于此，韩非出使秦国之后的种种建言，都应视为其“谋弱秦”的策略的延续。而只有在这一脉络下，“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这一思想史上的悲剧才能得到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
对于“能法智术”之士必然要面对的危局，韩非有极为深刻的洞察。在《孤愤篇》中，他将当途的奸邪之臣的优势总结为“五胜之资” 。无论身份之尊卑、党与之众寡、信任之厚薄与交谊之亲疏，“法术之士”均无法与“重人”相比。而法术之士又要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从而必然常与“人主”之意相拂。所以，法术之士常常被诛之以公法或穷之以私剑，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法术之士治国安邦的理想，不能不通过说服君主来实现。而说服君主的种种危险，在《说难篇》中那一连串“如此者身危”的强调中，来得格外地触目惊心：
深知其中利害的韩非，即使真的想借秦王之力有所建树，也绝对犯不上在入秦之初就无所顾忌地倾尽直言，去“撄人主之逆鳞” 。
韩非入秦后的议论，现存的仅有《初见秦》、《存韩》及《难言》等三篇。《初见秦》通篇想说的其实只有一句话，即秦之谋臣“皆不尽其忠” 。而这里提到的“谋臣”，无疑包括李斯。所以，从私交的角度看，其实是韩非有负于李斯。对于熟悉《韩非子》的人来说，《初见秦》一文中离间秦国君臣的用意，实在有点儿太过露骨了。当然，韩非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不无理由的。以秦王嬴政刻戾疑忌的性格，《初见秦》一文对他的影响不难猜测。如果没有接下来的《存韩》一文，韩非的“弱秦”之策是有可能成功的。然而，《存韩》之议实出于不得已。因为历史留给韩非的时间实在太少了。在“父母之国”已危在旦夕的情况下，如果不能说服秦王“存韩”，那么韩非的一切努力又有何意义呢？千古之下，当我们重读《存韩》时，面对韩非罗列的那堆几乎不成体统的理由，仍不能不为其苦心孤诣而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