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朝史上一个比胡雪岩命好的红顶商人( 二 ) _红顶商人

促使他与清廷彻底决裂的是“铁路国有”事件。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经营铁路的商人一夜之间成为一贫如洗的白丁，张弼士不断上奏朝廷，力言铁路国有不当，但未被采纳，由此，张弼士彻底被清廷的“饕餮之夜”所惊醒，看透了清廷的腐败和贪婪本性，转而支持孙中山政治暴力革命。
清政府即将垮台之时，他明智地选择了新的政治力量，支持儿子张铁君参加同盟会，并暗示南洋所属各企业，要对在海外活动的革命党人给予大力支持。在回到新加坡后，又通过胡汉民暗中帮助孙中山30万两白银作为活动经费。武昌起义爆发后，张弼士自告奋勇，成为革命的“财政官”，革命处于紧要关头，张弼士以南洋中华商会的名义，发动群众捐款，又以个人的名义捐赠巨款。辛亥革命后，张弼士继续作革命的“财政官”，资助福建民军7万元……
对政治的清醒认识，换来的是张弼士更加悠长的政治生涯：在民国时期，张弼士又先后任总统府顾问、立法会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南洋宣抚使等职——这在朝代更替的时代里，是绝无仅有的奇迹了。当1885年胡雪岩在凄惨中结束自己一生时，张弼士正矗立在人生事业的最高端，而张弼士在1916年逝世时，他享有与胡雪岩天壤之别的待遇：当他的灵枢自巴城经过新加坡、香港时，英、荷殖民政府都为之下半旗致哀，港督则亲往凭吊;当由汕头溯韩江而上时，两岸群众均摆设牲仪致奠;甚至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在得知噩耗后，还特派代表送挽联，盖棺论定，高度评价其为“怪杰”——“怪杰赢得人心，流芳千古。”同为红顶商人，张弼士为什么比胡雪岩结局好得多?
除了张弼士把海外作为发展根据地的因素，就是因为他与胡雪岩所处的成长、教育、生存环境截然不同。张弼士长期在国外接受多元思想文化熏陶，振兴实业、富强国家，其内容显然不是完全尽忠清朝封建统治，也不是简单复兴汉族王朝，而是希望整个民族的强盛和繁荣。所以，与同时代保守的商贾胡雪岩相比，张弼士不仅显得尤为开明，而且是思想上质的进步与清醒。生前辉煌，死后哀荣。张弼士从“传统商人”成功转型为“近代商人”，明智地逃过了饕餮体制下的逆淘汰，善始善终，可谓独一无二之红顶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