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古代名士不得不说的怪癖，一山还有一山高 _竹林

名士当然得有怪癖，没有怪癖的名士总觉得像是缺了些什么，不真实，不亲切…总之，名士就得有怪癖。
作为名士，竹林七贤个个都有怪癖。
刘伶出去游玩，总让随从背一把铁锹，跟人家说，我要是死了，你就随便挖个坑把我埋了吧。这要换到现代，就是你坐地铁公交的时候，捧着自己的骨灰盒跟朋友说，我要是猝死了，麻烦你拿火把我就地给烧了吧!这等气魄，寻常人及不上——名士!
阮籍也喜欢出游，不过胆子小了不少。顶多就是坐着牛车，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没路了就下来哭一场，以为“时无英雄，令竖子成名” 。其实他那个时代的英雄多了去，只是阮籍不以他们为英雄，也不敢以他们为英雄。
阮籍生于东汉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卒于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正是三国争雄的时候。北方曹魏，江东孙吴，蜀地刘汉，哪里没有英雄?但乱世天下，也是多事之秋。
单就曹魏来说，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丕受献帝禅让，代汉称帝;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马懿与长子司马师、次子司马昭发动高平陵事变，诛杀以权臣曹爽为首的诸多名士，大权渐归司马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马师杀夏侯淳等人，又废曹芳为齐王，改迎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景元元年(公元260年)，曹髦因不满司马氏的专权，谋划宫廷政变，事败被杀;景元三年(公元262年)，阮籍的好友，同为名士的嵇康被司马昭所杀;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以司马昭为相国，进爵为公，加九锡——这是要做皇帝的节奏，好在这一年，阮籍去世了。
纵观阮籍一生，虽然与曹家、司马家都有旧交情(他爹阮瑀原是曹操门下，与司马懿的关系也不错)，但政治这玩意儿，谈不上什么交情。高平陵事变中的何晏，与司马师也曾是交情匪浅的好友，说翻脸就翻脸，同样被夷了三族。所以阮籍心里没什么安全感，总想着消极避祸。只是内心压抑久了，总归需要一些宣泄的方式。
驱车漫行，穷途而哭;终日饮酒醉卧邻家妇侧;母丧期喝酒吃肉….这些都是宣泄。不是没人注意到他写咏怀诗的忧伤与抑郁，也不是没人注意到他写《大人先生传》时的讽刺与激愤——这些也是宣泄，但当集体普遍处于思想压抑的境地，并无法做出有效的反抗时，行为的奔放，是纾解内心信仰与现实冲突而导致崩溃的最好方式。
当时的人普遍压抑，所以阮籍就成了落落不拘礼法，为天下人称道的真名士。他的“怪”，也成了争相效仿的行为。
阮籍的侄儿，同为竹林七贤的阮咸就是他的簇拥者。
阮家同族而居，住北边儿的有钱，南边儿的，譬如阮籍、阮咸，都穷。七月七日，按俗晒衣服，北边儿都晒绫罗绸缎，阮咸觉得人家是在炫富，不乐意了，用竹竿撑着自己的大裤衩晾在院子里。人家看他院子里破裤子飘飘，就问他在干嘛，阮咸说，没能免俗，也晒晒呗!一看就是赌气的话。
阮咸特立独行的事可不少。
有一回，阮家人聚在一起喝酒，阮咸也在。喝到兴头上，把酒杯撤下去，用大盆装着喝。哪里知道酒香味太浓，把猪引了过来。阮咸一看，兴奋了，凑过去和猪共饮。这件事大家都觉得他放达，唯有阮籍看不上，大约是看出了阮咸的“装” 。但阮咸不是亲儿子，所以阮籍不怎么管。自己儿子要学的时候，阮籍赶紧阻止了——家里已经有了个仲容(阮咸)，你就不必学了。
这跟嵇康对自己儿子一模一样。嵇康向来以蔑视礼法闻名，嵇绍却刚好相反，八王之乱时为了保护傻子皇帝而死，成了忠臣——这不是托孤的山涛教得好，而是嵇康的愿望。他在《家诫》里跟嵇绍讲的，几乎都是儒家那一套君子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