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臣出洋的意义是什么样的对于事件的评价如何 _出洋

【五大臣出洋的意义是什么样的对于事件的评价如何】国内各派反应
清政府内部
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政府内部顽固派对于考察团的态度是比较认可的。乙巳年十月二十七日(1905年11月23日)，考政大臣请训陛辞：据端方致张之洞函透露，慈禧当日“殷殷以考察各国宪政为属，冀归来后施行。是此事尚有成立之望” 。端方、戴鸿慈离京当天，慈禧即向奕励询问立宪宗旨，奕励称中国“宜用君主立宪政体，由君主操权。而商民凡有一切公约，参酌行之，当可有益无弊”，慈禧对此颇为认同。五大臣考察团在国外考察期间，慈禧对于立宪一事更加关注，有报道称：“日前两宫面谕，现以时局艰难，力图变法，虽经拣派大臣出洋考求政治，究恐缓不济急。尔大臣等务当细心讨论，可先定其大略，侯出洋大臣回国后再行参酌，择善而从。”显然，慈禧对立宪的态度变得十分热心，倾向于认可宪政改革。
立宪派
由于上海的地理位置，两路考察团皆由上海放洋，考察完毕后亦取道上海返京。上海作为立宪派活动的中心之一，两路考察团无论放洋还是归国之途，皆与上海立宪派人士密切接洽。总体来看，上海立宪派对考察团持欢迎态度，积极为考察团建言，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意识，然而这并不表明对政府的真实动机毫无怀疑。
在考察团出国之前，上海立宪派的怀疑情绪即表现得较为明显。如在日俄战争之际策动端方等地方大吏的主角之一赵凤昌曾对端方言道：“欲预闻日俄和议未成，而改派考查，朝廷于立宪，仍为敷衍延宕之计，革命终不能免，可以早回，得南洋一席。”在考察团出洋不久，张謇亦曾于日记中写道：“宪政之果行与否，非我所敢知;而为中国计，则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此事将于明年秋冬之际卜之。‘
革命派
由于立宪问题在立宪派和清朝统治集团部分官员之间形成了共鸣，革命派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小的担忧，如果清政府真的能够推行宪政改革，必将得到国民尤其是立宪派的大力拥护，其统治合法性将会得到稳固。由此，革命派以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将很难实现，于是革命派一面加紧组织起义，自同盟会成立到武昌革命爆发，为革命运动发展的“茁壮时期“;一面通过发表各类论说，以批判的武器揭露清政府推行立宪改革的虚伪性，五大臣出洋考察则成为革命派批判清政府假立宪的焦点事件。就后一方面而言，革命派以《民报》为舆论阵地，揭露考察团出洋考察期间的种种“丑态”，对考察团在国外的考察所得进行批判，并从理论上全面否定清政府推行宪政的可能性，形成反对清廷立宪的第一个舆论高潮。
总的来看，在五大臣出洋考察期间，反对立宪的声音虽然此起彼伏，然而在愈来愈浓厚的立宪氛围包围下，无疑处于下风。
意义
五大臣出洋收获丰硕，效果显著，推动了预备立宪的决策。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回国后，载泽等编辑了书籍67种146册，并将其中30种分别撰写了提要，进呈光绪和慈禧御览。另将购回的400余种外交书籍送交考察政治馆备考。戴鸿慈、端方也带回许多书籍、资料，并赶写出介绍欧美各国政体制度的《欧美政治要义》供朝廷采择。以后又编写了介绍各国政治的源流和概况的《列国政要》133卷。这些书对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各项改革和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五大臣出洋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是推动了清政府预备立宪基本国策的确定。他们一回到北京就直奔颐和园复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立即召见他们。前后计召见载泽、戴鸿慈各2次，召见端方3次，尚其亨1次。他们在召见时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之利”，并一连上了好几份奏折，详加阐述。其中最重要的是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为解除慈禧太后对立宪的思想顾虑，着重指出君主立宪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mǐ，平息)”，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开了一副包医百病的药方，令慈禧读后颇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