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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王充《自纪》说：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 。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 。可见王充接受的正规教育仍然是儒家的伦理，使用的系统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经典《论语》、《尚书》，与常人并无两样 。乡学既成，王充乃负笈千里，游学于京都洛阳 。在洛阳，王充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大开了眼界，大增了学问，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 。负笈京师东汉的京师在洛阳，当时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即汉光武帝）本是南阳的一位书生，夺得天下后，特别注重文雅，尤向儒术 。史称他“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收集典籍，徵招遗隐，“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籍，云会京师 。”为了安抚这批饱学通经之士，光武皇帝将他们征入太学，用他们来教授生徒，造就人才 。太学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典籍丰富，名流革集，也是全国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 。因此四方郡县都挑选优秀青年进入太学深造，王充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太学学习 。王充到太学的时间，大约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谢承《后汉书》载：“班固年13，王充见之，抚其背谓班彪曰：‘此儿必记汉事 。’”谢承书已佚，此文见于范晔《后汉书·班固传》李贤注 。班固生于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岁，班固13岁，王充到京师时，已年满18，正当汉光武二十年 。风华正茂，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大好时机 。不过，当时太学受今文经学的影响，盛行章句之学 。传经注重家法师承，先生们将先师的遗教记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称为“章句” 。弟子们反覆记诵，味同嚼蜡；恪守师训，不敢越雷池一步 。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纬书谶记，事无巨细，皆决于图谶，神学迷信，充斥学坛 。太学教育，不仅方法僵死，而且内容虚诞 。好在这时王充的前辈学者社林、郑众、桓谭、班彪等人都在京师，他们都是古文经学家，博学淹贯，号称大儒 。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于桓谭 。桓谭（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人 。“博学多通，遍习五经”，是两汉之际着名学者 。着有《新论》一书 。他治学的特点也是“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与班氏父子学风相同 。在思想方法上，颇具求实精神，喜好古文经学，常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着杀头的危险非议谶纬神学，对俗儒的鄙俗见解更是深恶痛绝，常常调笔讥讽，“由是多见排抵” 。桓谭求实的治学精神，王充特别欣赏，他在《论衡》书中多次讚赏说：“（桓谭）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 。”（《超奇》）“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 。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 。”（《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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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 王充本来对汉代的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人十分讚赏，但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最为激赏，说“（董）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论难追”（《案书》）“彼子长（司马迁）、子云（扬雄）说论之徒，君山为甲 。”（《赵奇》）认为董仲舒其文虽奇，犹可学而及之；桓谭出语高峻，非可企及 。甚至与以论说为长的太史公、扬雄相比，桓谭也是首屈一指的 。他说桓谭为汉世学术界值定是非，就像一个公正的执法官一样 。从前汉朝的丞相陈平出仕之前，在阎里“分均若一”，这是能当丞相的象徵 。桓谭论议平实如陈平之分物，也是当丞相的料 。可惜他因非毁谶纬，贬死途中 。王充将这位没过过一天丞相瘾的落拓之士称为“素丞相”，以配孔子“素王”；并将桓谭作《新论》与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在于《新论》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