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档案》以蒋开凤现时的家庭成员组成为主线，追溯至其已故父母亲、岳父母，下至其尚健在的哥嫂们及儿孙们，其中还穿插了部分龙洞长、同、晚辈，及其他中学、大学同窗好友 。在书中人物称谓说明中明确表明：“整个《家庭档案》，凡是涉及文字叙述部分，都以第一人称我（蒋开凤）为中心，并遵照契丹后裔达斡尔族蒋氏门中规矩来称谓 。”
第五节龙洞村忙古带后裔的家族意义分析忙古带后裔的家族记忆折射出深刻的家族意义 。从上述《百世流芳》可以梳理出：阿苏鲁为忙古带第三世孙，阿都鲁为忙古带第五世孙，且阿都鲁为阿苏鲁第二世孙 。
辽王朝被金所灭，在金王朝统治下的契丹人受到了来自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于是契丹人四处流散，从北方的游牧地区大幅度的外迁，在外迁的过程中，契丹人根据本身所处的真实环境相机选择他们要保留或吸收的生活方式 。
虽然祖先不重视民族延续，但龙洞村村民坚信自己就是契丹后裔，因为他们也会像中原的其他家族有着自己的家族观 。民族和家族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家族，就是同一祖先的子孙，以血缘为纽带、地缘为基础，按照一定的规范联合形成的社会组织 。”
这种社会组织不是某一族群的特性，在原始社会末期，家族的雏形已经存在，从封建社会直至民国成立的这段时期，古代中国国家政治经济最基本的单元就是家族，家族式的社会生活不断地吸引着社会各阶级人民的效仿，家族组织在封建王朝的行政习惯和儒家文化影响下越来越普遍且越来越有秩序 。
民国之前，我国是典型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国家，家族观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以往的学者在探索契丹人的渊源时，习惯性的将他们的家族文化当成他们民族特征，这是片面的 。外迁的契丹人并没有因为辽王朝的覆灭而完全在史书绝迹，耶律秃花就是集合于蒙古军旗帜下的契丹军官之一，在史书上就被明确记载其为契丹人 。
在耶律秃花之后，史书上其子孙不仅没有了“耶律”的姓氏，而且没有了“契丹人”身份的记载 。对现今契丹后裔的研究表明，有的契丹后裔已完全融入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大环境中，对于他们本身是否为契丹后裔并不自知 。
比如龙洞村散居在外的契丹后裔蒋元重一家，蒋元重作为教师，因工作需要从云南保山迁至山东潍坊，其子孙世代居住于山东潍坊，虽然蒋元重作为从契丹聚集的村庄迁往外地的第一代定居外地的忙古带后裔，依然重视其契丹后裔身份，这表现在他生前会带领其子女回乡祭祖，并发表论文《流向云南的契丹族》 。
而随着蒋元重外迁时间的延长，从他第三代孙起，就不再回龙洞村祭祖，取名只保留姓氏，不再保留辈分字 。蒋元重子女表示，他们听说自己是契丹的后人，但对他们的子女没有提及过，一是因为他们认为时代久远，真伪有待考证，二是因为他们是不是契丹后裔对他们的生活都没有影响，所以根本不在乎这一重身份 。
有的契丹后裔依旧以家族的形式聚集生活，他们用口耳相传、书写记载、尊祖祭祀、保留原本风俗习惯等方式来强化他们同为一家族、同为契丹后裔这些观念 。
比如施甸还保留着从明代流传下来的《施甸长官司族谱》，族谱里还收藏了秘诗和秘画，这族谱保留了600多年的时间，施甸的忙古带后裔强烈的家族认同感与祖先对施甸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有关，元明清三朝忙古带后裔任职期间，施甸历史达到了最完整、最鼎盛的时期 。
可以推断，家族内部一定有长期的统一活动，使村民加强他们契丹后裔身份和家族的认同感 。过去的学者对忙古带后裔的民族身份进行了研究，但笔者认为忙古带后裔的家族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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